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喜欢看《百家讲坛》，每天吃过午饭，都要死皮赖脸地在老妈尚未看完她的王牌节目——别离小撒主持的《今日说法》转到《百家讲坛》，天天如此，乐此不疲。关于这一点老爸有个基本的评价：现在的这个讲坛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迎合了懒人的需求：不用自己读书，而听这些教授“说书”。我笑而不答，自个人儿听我自己的。

应该说我是百家讲坛的老听众了，目睹了百家讲坛的变化。从现在的讲坛的片头（这个片头自我的记忆以来似乎从来就没有变化过）来看，制片人是想把讲坛打造成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理工农医，无所不包”的大讲堂，丁肇中，杨振宁是物理界的巨擘，蒙代尔是经济学的权威，比尔盖茨则是知识经济的的天之骄子，周汝昌则是国内红学的国宝级人物。。。。。。我想这样的定位着可能是受了《凤凰大讲堂》的影响，不过似乎栏目的发展和这个最初的定位并不完全吻合。

最开始记忆当中，讲坛的内容以自然科学的内容居多，而且大多和该领域的前沿相关，我能够记得的一期是重庆大学一个教授所做的关于“组织工程”的讲座，从背景来看，那次开坛的地点是在大学当中，而后录制播放。由于当时竞赛的缘故，对该领域的课题比较感兴趣，而且开坛的教授讲到可以通过组织工程培养出“人造屁股”作为柔软透气舒适的坐垫，所以我是饶有兴致的听完了整期讲坛。不过这样情况并不常见，因为大多数的讲座都是直接录制于大学教堂，相当于直接把大学的导论课直接搬到了电视银屏上，内容显得专业而艰深，所以这个阶段对于讲坛我是少有问津。由于题材和内容的限制，这个讲坛实际的受众范围有限，影响甚微。我把这个时期称为“象牙塔期”。

接下来一个时期我把它称“文化启蒙与文化的重拾期”，这个时候的百家讲坛争议不断，其实争议的背后代表的是其影响的逐渐扩大，在记忆当中第一个引起波澜的是刘心武的讲《红楼梦》。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真正看过刘心武的讲座，倒是无意间看到过一些评论。因为我对《红楼梦》本身没有什么研究，因为它在我小时候在我幼小的心灵当中产生了相关的阴霾——小孩子哪懂得百转柔情，生死相许；哪懂得人情世故；更那懂得字里行间“滴滴血和泪”呢，所以从小我的心里《红楼梦》就是“无聊”的代名词，这种情阴霾笼罩了很久。加之到本该“花季雨季，情窦初开”之时，我却浸淫在自己成长的痛苦当中，哪有心思顾及宝哥哥和林妹妹的爱恨生死？我想自己一生的不学无术正是在那个时期奠定了基础。“可怜他人”其实是一种很伟大的情感，正所谓“英雄惜英雄”，小人是不会去可怜他人的，正如我一般。 总之我是没怎么读过红楼梦的，直到最近断断续续读过一些个章节。 似乎针对刘心武的批评的中心在于他本身不是研究“红学”出身，只是一个作家——可惜想我这样惯于不学无术的青年除了中学看到同寝室的同学读读《挪威的森林》自己是很少正儿八经的读读文学作品的，而且似乎在我上大学之前的教育当中，“当代文学”的概念还基本上停留在《谁是最可爱的人》《暴风骤雨》上，当代之后便是“新概念一代”的——现在很多人原意把他们称为“80后”，我仍然固执地把他们称为“新概念一代”。现在是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速度快得来撕裂了过去与现在，于是乎我们对所谓的“当代文学”与现在的“##一代”一无所知，所以我想不知道刘心武或者没有读过他的作品的，在我的同龄人当中肯定不在少数——这算是给我自己开脱。不过虽然我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倒也并不能改变他是一个作家的事实，另外一个确凿的事实他不是一个红学家。虽然我没有读过《红楼梦》，曾经一度觉得它无聊，不过我知道有无数的人读它读得如痴如醉，而且知道它博大精深，以至于成“学”，而且知道有这么一批专门研究它的“红学家”。惭愧的是我能说的出名的只有一位“周汝昌”就是百家讲坛片头的那位老者。然而却并未拜读过他老人家的红学著作，不过认识他老人家倒还算早，小学不知道几年级语文课本上有这么一篇文章《谈笑》，倒是记得是出自他老人家的手笔，那时不知道“薛大呆子”是何许人也，不过倒是第一次听说了笑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当时顿时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惊叹于前人竟能使用“解颐”这样极为不寻常的词来表达“笑”这样极为寻常之事。

说了这么多，总之，我没有系统的读过《红楼梦》，更没有读过相关的红学著作，同时也不了解刘心武这个人，更没有听过他相关的讲坛，但是恰恰是我这个这个方面一无所知的人都能知道刘心武在百家讲坛开坛讲《红楼梦》说明了问题：百家讲坛正从“阳春白雪”变成广为流传的“下里巴人”，其影响和受众面正在扩大。

我想在这个时期，我看得比较多的是金正昆的《讲礼仪》，尽管我向来比较讨厌各种各样的繁文缛节，不过在金教授的生动实例面前还是彻底的缴械投降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 中国是礼仪之邦，但是这里的“礼仪”确是一系列的维持封建等级制度的行为准则，当这一系列的等级制度被打到以后，我们似乎又走到另外的一个极端，忘记了除了阿谀奉承，虚与委蛇之外，还要有表达基本尊重，关爱，鼓励的“礼仪”。我想金正昆教授的那一套礼仪规范又是如何得来的呢？我觉得不外乎大致有两个来源：外交礼仪和职场社交礼仪。现在我们所遵循的一系列外交礼仪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建立的，而职场的社交礼仪又是国外白领的基本社交礼仪，所以整个学习“礼仪”的过程其实是学习现代社交礼仪的过程，此“礼仪”非彼“礼仪”也。学习现代的社会规范，实际上是国人逐渐融入世界的过程吗，而这显然，我们都还是处在启蒙的阶段，这就是我把这个时期称为“启蒙期”的重要原因。

另外真正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是于丹的《论语心得》。我想于丹的火热甚至成为一种现象的原因，是一种国人文化自信的恢复。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直警醒着“落后就要挨打”，其实是因为“落后”，国家民族在这段时间一直“挨打”。从“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到“全盘西化”，民族的自尊心从顶峰跌落到低谷，尽管中华文明凭借这其几千年来的坚强韧性很大程度上说仍然生存到了今天，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西化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以致于“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过去，在真正的看到重新认识的过去的时候，就像过去的看到陌生人一样稀奇”，或者说仿佛我们通过考古看到了一个从来没有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新鲜。 这样的说法无疑是显得比较的激进，其实我倒是觉得作为一个民族，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民族的文化，不过是在强势的西方文明的面前收敛了自己的文化，试想一个自认为衣衫褴褛的人是很难有信心和勇气向其他的他认为衣着光鲜的的人群炫耀自己的衣着的。只不过随着国家的发展，国人信心重拾。

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文化，只不过在近现代的情况，把这种文化隐秘在心中并践行着这种文化。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已经“全盘的西化”那么我们取得发展，求得了生存，反过来恰恰说明我们过去的文化是落后的文化，是要消亡的文化，还有什么必要把它重拾起来，又加以发扬光大呢？大家心照不宣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的文化仍然生活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并且不断的生根发芽，只是现实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朗，于是文化本身的张扬的个性就暴露出来了，对于文化而言，要么消亡，要么发扬光大，一种隐秘的生存状态是无法长久的。 现实的乐观状态使得我们有信心把自己的内心剖析出来，认识作为中国文化人的内心世界。 我想这是于丹如此广泛受到关注的原因。

说到于丹现象是一种文化启蒙现象是因为它展示了作为传统的中国背景的人开始有勇气真正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并且让更多的人开始走上这样的道路；说它是一种文化的重拾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启蒙是通过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拾掇来完成的，这一点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如果我们真的接受这样的现象类似于“文化复兴”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接受下一个事实，那就是这种文化的重拾其实并不是要让真正的文化的主题成为考古，而是文化的重新阐释，表达新的主题，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是简单的回归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虽然说于丹是要我们使用学会通过学习《论语》从而学会净化自己的心灵，学会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用早在几千年前的孔子的思想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现在问题，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明孔子的伟大，其实另一方面我更相信是因为今人在自己的灵魂当中找到了适合这个全新时代的文化属性，即我们已经重塑了自己的文化形态以适用于全新的时代发展，并将其重新阐释和表达。尽管是一种重新的阐释，不过参考“文艺复兴”的说法，我还是原意把这个现在的过程称为“文化重拾”。

关于这里的文化启蒙，除了让自己的传统的文化重新受到关注以外，我个人认为还要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或者作用，那就是大众的文化觉醒。很显然，于丹的讲座就其讲座本身而言通俗易懂，其实际的效果也是在整个社会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的。关于文化的大众的启蒙我想现在还对它持有反对态度的人是很少的，也就是文化的普及才是社会前进的方向。 反之，文化只是限定在少数人的范围以内流传是令人悲哀的。 但是这种影响与普及的一个问题是：万一这个传播文化的传播者所传播的文化与理念本身就有问题呢，岂不是“以讹传讹”？和文化只是局限在小范围内相比，这样对社会的破坏岂不是更大？

前一段时间，传出“十博士挑战于丹”的问题，虽然我没有真正的了解相关的新闻，但是想来这传说中的十个博士也是打着“防止以讹传讹”的旗号来挑战的，不过问题是：有道理的话，一个人表明意见便好，何必“雄赳赳气昂昂”，像群“小混混”似的，以众敌寡呢？ 同时十个人，想来这样的姿态是要表明人数众多，人多便理直气壮，但是问题是“有理不在人多”，想来他们不敢单挑，恐怕是底气不足——正所谓“乌合之众”，“乌合”以“成众”方能壮胆。更何况学术上的问题向来是“见仁见智”，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这就是学术上的“民主”，而“民主”的重要的原则是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这样以“人多压人”的学术争鸣实在是让人心生厌恶！

其实那种因为担心错误的思想被广泛传播而对于丹一族态度有所保留的人，是有着很深的“精英情节”的，当然和“精英情节”相伴的必然有另外一种情节“草根情节”——笔者认为草根情节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以草根为荣，另外的一种是以草根为不齿，当然我所说的和“精英情节”相伴的人自然是后者。 在这种人的眼里，大众是没有自己的思想的，一个传道者便可以搞掂所有的人，他哪怕是胡说八道，作为大众的听众也是不会提出任何的疑议，而点头称是。于是作为“传道授业”的文化人的正确和错误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但是问题是由谁会不犯任何错误的呢？解决的方案就是少发言，正所谓“言多必失”，“圣贤之说”最好还是在小圈子里面互传好了，毒害也不过局限在小范围内，也造不成什么危害。看来这样的逻辑倒是一气呵成，但是问题是真的是这样么？首先一个要提出的问题是：大众真的是愚昧无知到只能为“百家讲坛”者是听么？他们真的无法对其做出任何判断么？中世纪时罗马教会能够控制西欧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蛮荒的西欧，只有他们能够掌握拉丁语，从而表达上帝的旨意，世俗的人是无法对他们的阐释提出任何质疑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相关的学识，也就是说这种唯权威是瞻的情况完全是因为听从的一方不具备对权威一方的观点加以检验的知识或者信息储备，或者简言之，就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那么我们来看现在的情况呢：现在我们还能说谁绝对的掌握某种信息储备而其他人无法接触到么？具体而言，于丹教授作为观点支撑的文献是可以查证的，也就是说听众是完全能够通过自己手中的知识或者信息资料对其所宣扬的加以检验或者验证。也许有人会说，“术业有专攻”，开坛的人毕竟不可能和听众的信息来源是完全对称的。的确如此，但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虽然在听坛的那一瞬间，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存在的，但是如果听众想对讲授人讲授的内容加以检验，那么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得到弥补的——即他们可以很容易的找到相关的资料，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得益于社会整体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出版传媒，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传播媒体的发展。

所以剩下的一个问题是：听众会不会去主动检验开坛的人的观点和学说呢？同样，对这个问题心存疑虑的也是那种“精英情节”深重的人，因为对于一般的人，答案相当的明显：“相信群众”。现在的大众不会只是满足于别人的传授，布道，他们渴望求证，渴望验证，一旦有机会他们会迫不及待的思考检验自己听到的观点，在他们的心中有自己的标准和价值判断——不盲从，不迷信这是现代人最基本的特征，反过来说担心错误思想流传于世的“精英人士”他们还生活在遥远的过去。

“谣言止于智者”，单个的听众也许会犯许多的错误，也许他们也会成为“以讹传讹”的力量之一，但是作为整体的大众绝对是具有理性思维，能够独立正确的判断谬误的“智者”， 所以把一个人的宣讲中的部分错误的观点视为洪水猛兽而担心不已，就是那些把大众视为“蠢蛋”而自以为精英的“蠢蛋”。这个道理我想可以用“维基百科”的例子加以佐证。维基百科最初推出的时候，简直就是“惊世骇俗”，原因是它的绝对的开放性——任何人，或者说任何能够登录百科的并且能够输入的人都可以编辑或者修改百科上的任何内容。然而作为百科全书而言，最重要的是它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而这两个性质就传统的观点而言，我们看不到它们和百科的绝对的开放性之间有任何的兼容性。为了保证全书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传统的做法是在各个领域物色一批各自领域的专家甚至是权威编撰相关的词条，当然这种做法公认的最优秀的成果是由英国编撰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尽管现在的的《大不列颠百科》的也有电子文档版本的，甚至有以数据库为载体提供在线服务的，并且实时加以更新，但是由专家和权威来编辑词条的传统却从来都没有动摇过。那么两个百科全书的发展的现状呢？相关的统计数字表明，现在维基的词条数目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大不列颠的数目，而且前者的数量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后者，得益于前者的开放性，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的缘由。但是让人很吃惊是根据《自然》杂志发表的结果，根据统计的结果维基的词条的整体的正确性与准确性竟然与大不列颠相当！其实在创始人在退出维基之时就揭开了维基保证其正确性的秘密：即便是在绝对的开放的前提下，有人故意甚至是恶意的编撰词条，将会同样由于绝对的开放性而迅速的得到删除或者修正。 我们可以发现，支撑维基创始人创建维基的哲学理念正是：大众作为一个整体，它是智者，是权威，能够自我的纠错，而不需要另外有一个权威来告诉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误的。

百家讲坛的最大的意义并非给观众提供一个绝对权威的结论，而是给大众提供一个文化的平台，引导他们去思考，去品味，去探究百家文化，普及文化知识的同时实现大众的文化意识的觉醒，这就是讲坛的文化启蒙的意义之所在。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启蒙有“自上而下”的意味在其中，但是不要低估觉醒者的判断和思想的力量。 和这种启蒙的相比，知识本身倒并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并不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能够保证他所传播的观点和知识完全正确，害怕错误而让这些观点局限于小小的学术圈而远离大众，可以被称为“学术上的鸵鸟政策”——受众能够加以辨别和判断，而不用担心他们会盲从，这一点笔者在前面已经详细的阐述了。关于讲坛的文化普及的意义，我们倒是可以联想到另外的一个人：余秋雨。

绝大多数人了解余秋雨都是通过他的一本书《 文化苦旅》开始的，我也不例外；不过有意思的是似乎在我真正接触到这本书之前，我倒是先接触到的是文化界对余秋雨和他的这本书的口诛笔伐，从而激发了我的好奇，跑到书店一睹为快。多少有点青春懵懂，年少无知的初一学生居然认真的在书店一口气看完了全书的大部分。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发现：批评余秋雨的声音，不外乎两种：其书系中文化常识的问题（比如余秋雨认为吕洞宾是道教的始祖），比如文章的遣词造句的问题（以《咬文嚼字》的主编的《石破惊天逗秋雨》一书为大成）。这些批评的人的严谨求证的态度值得尊敬（当然批评的人也不乏心怀嫉妒，或者希望通过批评炒作走红之辈，不在本次讨论之列），但是这种反应无疑是有点过敏的味道。 这些批评的声音的背后都有一个理念在支撑：由于余秋雨的书在青少年当中有极为广泛的影响，而青少年由于信息的缺少，很容易对书中的内容不加辩驳的全盘接受。事实上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看余秋雨的书真正最大的体会是为我们失去的文化瑰宝痛心棘手，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文化情怀，第一次发现有如此多的文化瑰宝需要自己去珍视，去爱护，在这个时候文中存在问题——这本来是我看这本书的本来的目的——倒是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其实这种效应完全称得上是一种文化的启蒙，至于真正文化的真相，难道一个真正对文化产生了热爱的人会缺少“辨伪存真”的热情？倒是那些对文化本身没有任何热情的才会真正的人云亦云，成为以讹传讹的帮凶。

其实余秋雨作为文化的启蒙者的意义和地位笔者认为倒是颇似于丹，所不同是前者是通过著书立说，而后者却是通过电视媒体发表公众演讲的方式。 颇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人真正的研究的方向都是大众传媒——余秋雨是研究电视传媒的，而于丹却是传播媒体学的博士出身。曾经一度批评余秋雨的声音高涨，说他不潜心学术反而平平在电视媒体上露脸作秀，多少让人想起现在有很多人把易中天先生称为“学术超男”，其实不过是因为当时尚没有超男问世，其实当时批评和嘲讽余秋雨的声音和易中天先生被称为“学术超男”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这种声音是如此至强烈以至于余秋雨在其书中不得重申批评者几乎已经忘记的事实：那就是余秋雨真正的研究方向恰恰正是”电视传媒”，所以在电视上露脸不过是其“老实本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怎么作秀，怎么露脸都是不为过的。 当然还是有人会批评说，研究电视媒体的人不一定要天天上电视，就像品尝鸡蛋的人不用自己亲自下蛋一样，这样的说法固然不错，但是一个事实是，如果这个会品尝鸡蛋的同时又能够下蛋，岂不是一件更好的美事？所以从专业的角度上说我们还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更多的共同之处：其实他们的所传播的文化内容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的发现和很是原创的文化的感悟”，相反很大程度上他们所宣讲都是普遍得甚至在一定的时期内在学术界显得流俗的观点和内容，余秋雨谈的莫高窟，在文化界很难说它不是一个被嚼烂了的文化题目，很难说在其文章里面在学术界提到了真正鲜为人知的事实，更难说表达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文化发现，全书表达的不过是一种能够唤醒大众的文化的情怀；同样的于丹教授所讲的《论语》也是基本上坚持了我们传统文化当中认为其在书中所要表达观点，不过是在表述上更加的适合现代大众的理解的口味罢了，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创新的话，无非是在讲述当中潜移默化的加入了现代人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这样的“创新”称得上对论语的重新阐释，但是其重新的阐释的现代内容不过是我们公认的现代的行为道德准则，不过是通过论语作为载体重新表达而已，很难被称为“学术上的原创性”。但是在学术上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性，但是并不能抹杀他们的作为的文化意义，那就是通过大众的媒体对其进行文化启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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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小小的汇总~

所以剩下的一个问题是：听众会不会去主动检验开坛的人的观点和学说呢？同样，对这个问题心存疑虑的也是那种“精英情节”深重的人，因为对于一般的人，答案相当的明显：“相信群众”。现在的大众不会只是满足于别人的传授，布道，他们渴望求证，渴望验证，一旦有机会他们会迫不及待的思考检验自己听到的观点，在他们的心中有自己的标准和价值判断——不盲从，不迷信这是现代人最基本的特征，反过来说担心错误思想流传于世的“精英人士”他们还生活在遥远的过去。

“谣言止于智者”，单个的听众也许会犯许多的错误，也许他们也会成为“以讹传讹”的力量之一，但是作为整体的大众绝对是具有理性思维，能够独立正确的判断谬误的“智者”， 所以把一个人的宣讲中的部分错误的观点视为洪水猛兽而担心不已，就是那些把大众视为“蠢蛋”而自以为精英的“蠢蛋”。这个道理我想可以用“维基百科”的例子加以佐证。维基百科最初推出的时候，简直就是“惊世骇俗”，原因是它的绝对的开放性——任何人，或者说任何能够登录百科的并且能够输入的人都可以编辑或者修改百科上的任何内容。然而作为百科全书而言，最重要的是它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而这两个性质就传统的观点而言，我们看不到它们和百科的绝对的开放性之间有任何的兼容性。为了保证全书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传统的做法是在各个领域物色一批各自领域的专家甚至是权威编撰相关的词条，当然这种做法公认的最优秀的成果是由英国编撰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尽管现在的的《大不列颠百科》的也有电子文档版本的，甚至有以数据库为载体提供在线服务的，并且实时加以更新，但是由专家和权威来编辑词条的传统却从来都没有动摇过。那么两个百科全书的发展的现状呢？相关的统计数字表明，现在维基的词条数目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大不列颠的数目，而且前者的数量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后者，得益于前者的开放性，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的缘由。但是让人很吃惊是根据《自然》杂志发表的结果，根据统计的结果维基的词条的整体的正确性与准确性竟然与大不列颠相当！其实在创始人在退出维基之时就揭开了维基保证其正确性的秘密：即便是在绝对的开放的前提下，有人故意甚至是恶意的编撰词条，将会同样由于绝对的开放性而迅速的得到删除或者修正。 我们可以发现，支撑维基创始人创建维基的哲学理念正是：大众作为一个整体，它是智者，是权威，能够自我的纠错，而不需要另外有一个权威来告诉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误的。

百家讲坛的最大的意义并非给观众提供一个绝对权威的结论，而是给大众提供一个文化的平台，引导他们去思考，去品味，去探究百家文化，普及文化知识的同时实现大众的文化意识的觉醒，这就是讲坛的文化启蒙的意义之所在。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启蒙有“自上而下”的意味在其中，但是不要低估觉醒者的判断和思想的力量。 和这种启蒙的相比，知识本身倒并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并不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能够保证他所传播的观点和知识完全正确，害怕错误而让这些观点局限于小小的学术圈而远离大众，可以被称为“学术上的鸵鸟政策”——受众能够加以辨别和判断，而不用担心他们会盲从，这一点笔者在前面已经详细的阐述了。关于讲坛的文化普及的意义，我们倒是可以联想到另外的一个人：余秋雨。

绝大多数人了解余秋雨都是通过他的一本书《 文化苦旅》开始的，我也不例外；不过有意思的是似乎在我真正接触到这本书之前，我倒是先接触到的是文化界对余秋雨和他的这本书的口诛笔伐，从而激发了我的好奇，跑到书店一睹为快。多少有点青春懵懂，年少无知的初一学生居然认真的在书店一口气看完了全书的大部分。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发现：批评余秋雨的声音，不外乎两种：其书系中文化常识的问题（比如余秋雨认为吕洞宾是道教的始祖），比如文章的遣词造句的问题（以《咬文嚼字》的主编的《石破惊天逗秋雨》一书为大成）。这些批评的人的严谨求证的态度值得尊敬（当然批评的人也不乏心怀嫉妒，或者希望通过批评炒作走红之辈，不在本次讨论之列），但是这种反应无疑是有点过敏的味道。 这些批评的声音的背后都有一个理念在支撑：由于余秋雨的书在青少年当中有极为广泛的影响，而青少年由于信息的缺少，很容易对书中的内容不加辩驳的全盘接受。事实上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看余秋雨的书真正最大的体会是为我们失去的文化瑰宝痛心棘手，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文化情怀，第一次发现有如此多的文化瑰宝需要自己去珍视，去爱护，在这个时候文中存在问题——这本来是我看这本书的本来的目的——倒是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其实这种效应完全称得上是一种文化的启蒙，至于真正文化的真相，难道一个真正对文化产生了热爱的人会缺少“辨伪存真”的热情？倒是那些对文化本身没有任何热情的才会真正的人云亦云，成为以讹传讹的帮凶。

说到于丹现象是一种文化启蒙现象是因为它展示了作为传统的中国背景的人开始有勇气真正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并且让更多的人开始走上这样的道路；说它是一种文化的重拾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启蒙是通过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拾掇来完成的，这一点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如果我们真的接受这样的现象类似于“文化复兴”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接受下一个事实，那就是这种文化的重拾其实并不是要让真正的文化的主题成为考古，而是文化的重新阐释，表达新的主题，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是简单的回归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虽然说于丹是要我们使用学会通过学习《论语》从而学会净化自己的心灵，学会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用早在几千年前的孔子的思想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现在问题，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明孔子的伟大，其实另一方面我更相信是因为今人在自己的灵魂当中找到了适合这个全新时代的文化属性，即我们已经重塑了自己的文化形态以适用于全新的时代发展，并将其重新阐释和表达。尽管是一种重新的阐释，不过参考“文艺复兴”的说法，我还是原意把这个现在的过程称为“文化重拾”。

关于这里的文化启蒙，除了让自己的传统的文化重新受到关注以外，我个人认为还要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或者作用，那就是大众的文化觉醒。很显然，于丹的讲座就其讲座本身而言通俗易懂，其实际的效果也是在整个社会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的。关于文化的大众的启蒙我想现在还对它持有反对态度的人是很少的，也就是文化的普及才是社会前进的方向。 反之，文化只是限定在少数人的范围以内流传是令人悲哀的。 但是这种影响与普及的一个问题是：万一这个传播文化的传播者所传播的文化与理念本身就有问题呢，岂不是“以讹传讹”？和文化只是局限在小范围内相比，这样对社会的破坏岂不是更大？

前一段时间，传出“十博士挑战于丹”的问题，虽然我没有真正的了解相关的新闻，但是想来这传说中的十个博士也是打着“防止以讹传讹”的旗号来挑战的，不过问题是：有道理的话，一个人表明意见便好，何必“雄赳赳气昂昂”，像群“小混混”似的，以众敌寡呢？ 同时十个人，想来这样的姿态是要表明人数众多，人多便理直气壮，但是问题是“有理不在人多”，想来他们不敢单挑，恐怕是底气不足——正所谓“乌合之众”，“乌合”以“成众”方能壮胆。更何况学术上的问题向来是“见仁见智”，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这就是学术上的“民主”，而“民主”的重要的原则是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这样以“人多压人”的学术争鸣实在是让人心生厌恶！

其实那种因为担心错误的思想被广泛传播而对于丹一族态度有所保留的人，是有着很深的“精英情节”的，当然和“精英情节”相伴的必然有另外一种情节“草根情节”——笔者认为草根情节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以草根为荣，另外的一种是以草根为不齿，当然我所说的和“精英情节”相伴的人自然是后者。 在这种人的眼里，大众是没有自己的思想的，一个传道者便可以搞掂所有的人，他哪怕是胡说八道，作为大众的听众也是不会提出任何的疑议，而点头称是。于是作为“传道授业”的文化人的正确和错误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但是问题是由谁会不犯任何错误的呢？解决的方案就是少发言，正所谓“言多必失”，“圣贤之说”最好还是在小圈子里面互传好了，毒害也不过局限在小范围内，也造不成什么危害。看来这样的逻辑倒是一气呵成，但是问题是真的是这样么？首先一个要提出的问题是：大众真的是愚昧无知到只能为“百家讲坛”者是听么？他们真的无法对其做出任何判断么？中世纪时罗马教会能够控制西欧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蛮荒的西欧，只有他们能够掌握拉丁语，从而表达上帝的旨意，世俗的人是无法对他们的阐释提出任何质疑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相关的学识，也就是说这种唯权威是瞻的情况完全是因为听从的一方不具备对权威一方的观点加以检验的知识或者信息储备，或者简言之，就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那么我们来看现在的情况呢：现在我们还能说谁绝对的掌握某种信息储备而其他人无法接触到么？具体而言，于丹教授作为观点支撑的文献是可以查证的，也就是说听众是完全能够通过自己手中的知识或者信息资料对其所宣扬的加以检验或者验证。也许有人会说，“术业有专攻”，开坛的人毕竟不可能和听众的信息来源是完全对称的。的确如此，但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虽然在听坛的那一瞬间，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存在的，但是如果听众想对讲授人讲授的内容加以检验，那么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得到弥补的——即他们可以很容易的找到相关的资料，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得益于社会整体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出版传媒，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传播媒体的发展。

 

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喜欢看《百家讲坛》，每天吃过午饭，都要死皮赖脸地在老妈尚未看完她的王牌节目——别离小撒主持的《今日说法》转到《百家讲坛》，天天如此，乐此不疲。关于这一点老爸有个基本的评价：现在的这个讲坛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迎合了懒人的需求：不用自己读书，而听这些教授“说书”。我笑而不答，自个人儿听我自己的。

应该说我是百家讲坛的老听众了，目睹了百家讲坛的变化。从现在的讲坛的片头（这个片头自我的记忆以来似乎从来就没有变化过）来看，制片人是想把讲坛打造成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理工农医，无所不包”的大讲堂，丁肇中，杨振宁是物理界的巨擘，蒙代尔是经济学的权威，比尔盖茨则是知识经济的的天之骄子，周汝昌则是国内红学的国宝级人物。。。。。。我想这样的定位着可能是受了《凤凰大讲堂》的影响，不过似乎栏目的发展和这个最初的定位并不完全吻合。

最开始记忆当中，讲坛的内容以自然科学的内容居多，而且大多和该领域的前沿相关，我能够记得的一期是重庆大学一个教授所做的关于“组织工程”的讲座，从背景来看，那次开坛的地点是在大学当中，而后录制播放。由于当时竞赛的缘故，对该领域的课题比较感兴趣，而且开坛的教授讲到可以通过组织工程培养出“人造屁股”作为柔软透气舒适的坐垫，所以我是饶有兴致的听完了整期讲坛。不过这样情况并不常见，因为大多数的讲座都是直接录制于大学教堂，相当于直接把大学的导论课直接搬到了电视银屏上，内容显得专业而艰深，所以这个阶段对于讲坛我是少有问津。由于题材和内容的限制，这个讲坛实际的受众范围有限，影响甚微。我把这个时期称为“象牙塔期”。

接下来一个时期我把它称“文化启蒙与文化的重拾期”，这个时候的百家讲坛争议不断，其实争议的背后代表的是其影响的逐渐扩大，在记忆当中第一个引起波澜的是刘心武的讲《红楼梦》。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真正看过刘心武的讲座，倒是无意间看到过一些评论。因为我对《红楼梦》本身没有什么研究，因为它在我小时候在我幼小的心灵当中产生了相关的阴霾——小孩子哪懂得百转柔情，生死相许；哪懂得人情世故；更那懂得字里行间“滴滴血和泪”呢，所以从小我的心里《红楼梦》就是“无聊”的代名词，这种情阴霾笼罩了很久。加之到本该“花季雨季，情窦初开”之时，我却浸淫在自己成长的痛苦当中，哪有心思顾及宝哥哥和林妹妹的爱恨生死？我想自己一生的不学无术正是在那个时期奠定了基础。“可怜他人”其实是一种很伟大的情感，正所谓“英雄惜英雄”，小人是不会去可怜他人的，正如我一般。 总之我是没怎么读过红楼梦的，直到最近断断续续读过一些个章节。 似乎针对刘心武的批评的中心在于他本身不是研究“红学”出身，只是一个作家——可惜想我这样惯于不学无术的青年除了中学看到同寝室的同学读读《挪威的森林》自己是很少正儿八经的读读文学作品的，而且似乎在我上大学之前的教育当中，“当代文学”的概念还基本上停留在《谁是最可爱的人》《暴风骤雨》上，当代之后便是“新概念一代”的——现在很多人原意把他们称为“80后”，我仍然固执地把他们称为“新概念一代”。现在是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速度快得来撕裂了过去与现在，于是乎我们对所谓的“当代文学”与现在的“##一代”一无所知，所以我想不知道刘心武或者没有读过他的作品的，在我的同龄人当中肯定不在少数——这算是给我自己开脱。不过虽然我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倒也并不能改变他是一个作家的事实，另外一个确凿的事实他不是一个红学家。虽然我没有读过《红楼梦》，曾经一度觉得它无聊，不过我知道有无数的人读它读得如痴如醉，而且知道它博大精深，以至于成“学”，而且知道有这么一批专门研究它的“红学家”。惭愧的是我能说的出名的只有一位“周汝昌”就是百家讲坛片头的那位老者。然而却并未拜读过他老人家的红学著作，不过认识他老人家倒还算早，小学不知道几年级语文课本上有这么一篇文章《谈笑》，倒是记得是出自他老人家的手笔，那时不知道“薛大呆子”是何许人也，不过倒是第一次听说了笑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当时顿时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惊叹于前人竟能使用“解颐”这样极为不寻常的词来表达“笑”这样极为寻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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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日志写了有好几天了，突然发现越写越长。发现问题是也没有一个很固定的内容，笔者也不想把他限定在很局限的范围内，所以才有这样无法收尾的情况。索性把它当成一个系列来写，边写边发布好了。第一次发布的内容其实早在十多天前就完成了，虽然题目是《关于百家讲坛》其实今天发布的这一段更多是谈我自己，且把它作为第一期吧，按照现在写的内容，每天发布一期大概发布五期结束吧（算是给自己一个小型的发布会吧——举办方，听众都是我自己，呵呵^_^）。

在中国的传统的世界当中，似乎宗教很少占据到十分重要的位置，除了在唐朝道教着实风光了一把：道教把老子尊奉为“始祖”，而老子又和该朝皇族同姓，巴结权贵是一大陋习，皇帝也不能免俗，于是乎也许八辈子也找不到干干系的李耳便堂而皇之的成为皇帝的老子，于是乎一个“守藏室”的小吏也就成为“架五彩祥云, 九龙含水而沐，口含莲花”而出世的神人了。 不过随着唐朝的灭亡，道教除了在起义的时候，和捉鬼除魔的把戏当中被利用以外，其宗教人士大都选取了云雾深山之中访仙求道，对人世少有涉及，就更谈不上什么影响了。

以“三教九流”统称，看得出来我们的主流思想之中是没有宗教的地位的。 南怀瑾先生说过，中国在秦汉以前，是由”儒道墨“三家成为社会主流思想，而在秦汉以后，“佛家”则取代了“墨家”的主流的地位。然而这里的“道佛”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学术思想学说”的称谓，亦或一种“处世态度”，和宗教不过是一种八竿子才能打得到干系，更何况即便是作为“处世态度”“佛”和“道”也要让位与主流之中的主流“儒”，对于日常生活而言，“粮店”的重要性，的确要胜过“百货店”和“药店”。我想正是由于中国的宗教从来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各种宗教与思想自古以来就能和谐相处，甚至相互融合，用佛教的轮回宣扬儒家的“孝敬”的说教， 这是大足石刻的“经变相”重要的主题之一，就能够说明这一点。《西游记》也是这方面很好的代表，小说的世界当中，道教各类神仙——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上老君和佛教的观音大士如来佛祖，各类民间传说阎罗，妖怪同处其中，蔚为大观。“三教九流”和谐相处，我想这在世界上称得上是一大奇观。

传统的观点如此，现在也大致如此，至少在官方的主流观点当中如此，尽管依照我们的宪法，公民是享有宗教自由的，不过对于一个拥有近上亿的党员的执政党却是“无神论”的政党，于是乎宗教无论如何都被烙上了“封建思想的孑遗”的烙印，或者说“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子”，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我想在任何一个中国人看来，为了宗教信仰而争吵不休，甚至大动干戈，流血牺牲，甚至结下民族、国家的仇怨。一定是一件最为莫名其妙的事情。

在西方世界当中宗教在历史当中都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的。 一种被公认的观点是：西方欧美文明是建立在两大基石之上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上的。 其实我对这样的说法是有抵触情绪的，基督教的教义由两大基本部分组成，“旧约”和“新约”。旧约是建立在古希伯来文化之上的犹太教的基本教义，而新约则是耶稣（或者说以耶稣为代表的一大批宗教创始人）所写的，而耶稣生活的时代正是古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而其生活的范围中东地区也同样是帝国的版图。所以我们可以毫不怀疑的断定，基督教本身的文化来源，正是古希腊，古罗马，或者说更加远古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古巴比伦文明。所以说所谓“两大基石”不过是一种便于论述的方法。但是这种说法至少说明了在西方，宗教不仅一直处在社会的主流，而且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这一点和宗教在中国所处的附庸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我想另外会让中国人很惊讶的是宗教居然能够渗透到世俗权力当中， 对于教皇向国王加冕，并且对全欧洲的国王王公发号施令，成为整个西欧实际的统治者。我想对于真正的一个中国人不过是把它当成一个既定的事实，换言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它的存在的合理性的。

 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教合一的情况，在世界上也并非唯一，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就是宗教的最高首领哈里发，这个政教合一的大帝国甚至建立了世界上少数能够为之匹敌的庞大的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并且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在中国是从来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合一的政权的。但是并不是没有出现这样的试图，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和清朝的白莲教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起义，我们倒是可以大胆的设想一旦这两个起义成功的话，他们建立的政权很可能是政教合一的政权。不是历史却是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当中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起过政教合一的政权，甚至很难看到宗教渗透到世俗权力的影子。

在西方的世界当中，具体而言，中世纪宗教力量是国王世俗权力的来源。“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是在罗马帝国反复迫害基督教徒以后，帝国和基督教会逐渐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之时，教会与罗马皇帝形成的君子协定。不过随着帝国的西边的衰微，上帝的还是归于上帝，不过凯撒终究管不了原本属于凯撒的东西，终于一并交给了上帝。无论罗马教皇是采取了正当还是欺诈的手段，罗马梵蒂冈教会终究成为中世纪西欧的最高权力中心。教会对国王的“加冕”不仅仅是一种象征，而且更是一种实质性的权力的交接与赋予。 为什么教会会有这样的权力呢？显然在全体公民都相信基督教的前提下，权力最终所有者是“万能的上帝”，以教皇为首的教会是唯一能阐释上帝的教义，同时他们也是最能体会上帝的意图的人群，自然其他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听从他们的，这个道理（毋宁说是“现象”）倒是很像原始部落当中，假传上天的旨意的巫师。接下来，便是顺理成章的由教皇代表教会将权力赋予世俗的国王们，或者说由教皇代表上帝将权力赋予国王们，以完成“君权神绶”。

但是真正提出“君权神绶”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却是另有其涵义，即君主的权力是直接来源于“上帝”，而不是教会或者说教皇授予的，“国王直接向上帝负责”而无需通过罗马教会这一原则，自然国王无需听命于罗马教会，英国也无需向梵蒂冈“朝贡”了。 这种意义上的“君权神绶”一旦成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其实无论谁归谁都无所了，上帝将权力直接赋予了凯撒，凯撒就是上帝的代表，“上帝的，就是凯撒的”事实上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情况，表面上看，国王仍然代表这教会统治着国家，事实上代表着宗教的力量已经无法凌驾于世俗的权力之上，无法干预凯撒的权力了。

任何一种历史潮流，未必都只有一种道路可供选择。对于面临罗马教会的淫威的世俗的国王们，想要打到罗马教会还有更为彻底的，可以称为“釜底抽薪”的方法，那就是连教会的后台——“上帝”一并打到，显然上帝被打倒了，教会也就失去了其统治力量的源泉。 显然国王没有这么做，无论是国王们自己的原因还是历史条件的原因，国王们保留了上帝而去掉了“中介人”罗马教会，对于历史而言，在那个时代打到上帝还是一个显得过于激进的想法。 但是过激的历史思潮总是有的。《十日谈》广为流传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揭露教会的腐朽虚伪和黑暗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同时也被世俗权力所有者利用于与教会的权力争夺。但是真正看过《十日谈》的人都会发现，故事的作者不仅鞭笞了教会，同时似乎也从来没有把上帝放在眼里，作者宣扬的是纵欲及时享乐，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整部作品当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上帝的影子，我在这里仅凭个人的猜度：作者似乎是要把与教会相关的一切都打到，上帝也不放在眼里。 不过历史永远走的是中庸之道。上帝依然是世界的最高权威与主宰，只是代理人变成了各个国王。 权力的链条就从“上帝——教会（教皇）——国王——分封贵族——平民”变成了“上帝——国王——分封贵族——平民”。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的时候，上帝在各个国家的代理人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民主的风暴要把这些国王推向历史的坟墓，或者夺取这些国王的所有权力，而使之听从于“民主”。“上帝面前，人生而平等，其道理不言自明”既然人生而平等，那么一部分生来甚至出生之前就被选定为上帝的代言人，从而备受尊崇，能够行使上帝赋予的权力，掌握生杀大权，显然是一个极大的谎言。 既然这些王公贵族们根本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就没有不应该存在。“人生而平等”的宣言真正具有世界性的影响是通过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实现的，但是真正影响的开始却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当中发表的“独立宣言”与之后的《美国宪法》。来到美国新大陆的新教徒们，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管理当中，从一开始就不自觉的就走上了“民主自治”的道路。新英格兰地区名义上是由英国的总督管辖，其实当地人享有的高度自治的权力，这种权力一方面是因为皇权过于遥远，另外一方面这些人民通过自己的力量管理自己，这种高度自治的权力并非皇权赋予，而是自己争取到的。 正是因为从一开始这些新大陆的人民就是自己管理自己，而且在他们都是一无所有，所以自然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高低贵贱之分，这就是“人生而平等”不言自明的原因，因为当时在新大陆的事实它就是这样，在美国建国几十年以后也是这样——至少根据托克维尔在当时的考察是这样的。 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自然让上帝在英国的代表英国国王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至少对于信奉“人生而平等”的当时的新英格兰的地区的人而言，所以这不仅是他们组建国家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用于反对英王统治的口号（毋宁说是原因——他们不需要也不相信上帝会在人间委派国王来管理他们）。

托克威尔带着几分不服气的味道评论说美国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松的战胜宗主国，不过是因为宗主国离它的殖民地如此遥远，广阔的大西洋让强大的帝国显得鞭长莫及，力不从心；同时美国人民又得到了一个如此强而有力的帮手。（法兰西的血统让托克维尔从来都没有低估自己祖国的强大，以致于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在与英国争夺世界过程当中彻底的败北；托克维尔甚至没有想过一个过去的战败国去帮助别人打击曾经战胜过自己的敌人，这算是什么心态呢？）不过托克维尔的不服气是有它的理由的，法国人民主革命所面临的敌人远比美国人的要强大，法国面对的是近在咫尺，且将自己团团围住的整个的保守的欧洲以及欧洲最强大的本国保守势力！法国人要完成“民主革命”，首先是要扫除国内的保守势力，然而法国历来是欧洲最为强大的封建国家，当然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大陆而言也是最好的，这必然导致其民主革命要比英吉利海峡对面矛盾更加尖锐，过程更为激烈，结果更为激进。激进的结果是“路易十六”夫妇走上断头台，封建势力的最高代表走上断头台，自然震慑了国内的保守势力，使其对革命不敢说一个“不”字，但是同时也让整个欧洲的君主们惶惶不安，使得他们联合起来扼杀新兴的民主力量。敌对势力是如此强大且显得如此团结，以致于法国的新兴民主力量不得不采取最为自相矛盾的方法，让对保黄党的战争中有着杰出表现的拿破仑登上帝位。这种变化是如此惊人，以致于让当时整个欧洲目瞪口呆！ 一个曾经为保卫民主政权而浴血奋战的军人成为代表封建专政的皇帝，让不明白其中奥妙的贝多芬愤而改掉了《英雄交响曲》的赠词。对于法国的民主力量而言，为了保卫新生民主政权不惜让军阀登上帝位，实在不得已的下下策，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服从个人的政权才是当时战胜整个欧洲的保守势力的军事联盟的唯一出路。 这样“曲线救国”反映了托克威尔所说的事实，即法国的民主革命远比美国来得艰难，他的敌人是整个保守的欧洲和各怀鬼胎的欧洲列强——英国不想让法国通过革命强大起来，破坏它一贯奉行的大陆均衡政策，而普鲁士却是迫不及待的想通过绞杀法国革命之际，打击法国达到其称霸欧洲的目的。

 但是我们通过拿破仑称帝与美国的建国之路相对比倒是可以发现民主革命的共同之处。一个总所周知的事实是拿破仑加冕仪式并不是由教皇完成的，而是他自己将王冠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甚至连他自己的皇后也是由他自己亲自为其加冕，教皇六世千里迢迢从罗马赶来，不过是见证这一个过程而已。在教会的世俗势力已经被剥夺得差不多的19世纪初，拿破仑这样做显然不是要表明想和教皇争夺权力姿态，因为教皇已经没有权力可供他争夺。 这种姿态固然可以视为拿破仑权倾一世，个人野心膨胀，不可一世的表现，但是我更宁愿相信这是他明白自己的权力的来源：自己能够成为皇帝，不过是因为其在战争当中的赫赫战功。他当然心知肚明自己参与的战争的性质的。 一部部赋予他军政大权，进而奉其为皇帝的背后力量，正是国内的民主力量，而不是教皇代表的教会，这是区别他的“皇权”与其他欧洲的封建皇权根本之处——归根结底，他的政权的权力的来源是民众，而不是上帝。这一点，是和美国的基本的建国思路或者说反映在《宪法》当中的政权组建的原则是相同的，所以对于拿破仑的政权而言其实是帝国的旧酒瓶里装了民主的新酒。那么拿破仑对于上帝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想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或者说“传说”）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拿破仑听说拉普拉斯写了关于世界体系一部巨作，看完后拿破仑问拉普拉斯为什么没有提到“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拉普拉斯做了他著名的回答：“我不需要那个假设。”从这个传说可以看出，拿破仑也是一个信奉上帝的基督教徒，信奉上帝但是作为君主又不认为自己的世俗权力不来自于上帝，看似矛盾的背后却体现了民主的统一：人们的世俗权力不需要上帝在人间派驻一个代表，人们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管理者，并可以和他签订契约（无论是通过君子协定，还是通过书面的法律条约），形成权力的制约，这就是民主革命的共同之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民主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与民主相对应的是“神主”。封建专制的君主之所以他们宣称自己拥有这样的权力是因为“神绶君权”，他们是代表上帝在人间管理广大的人民，同时他把这样的权力分配给了贵族，于是贵族也拥有了这样的权力。那么民主呢？因为上帝是宣扬“人人平等”的，自然不会从人当中选取一部分人作为代表来统治其他的人，于是自然应该“人人统治人人”。那么如此这般上帝自然无法为人民的世俗生活作主了——这是我们通过“人人平等”的推论，而事实上在新教徒那里，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上帝只是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为这个世界制定了自然法则”也就是说上帝并不打算干涉人们的世俗生活。

 于是我们会发现，在西方世界真正信奉“民主”的人，并非不相信上帝，而是相信“人人平等”，相信上帝不会干涉人们的世俗生活，也就是说不会容许有人宣称作为上帝的代理人——无论是教会还是国王皇帝发号施令。每个人都直接向上帝祈祷，也就“每个人自己向上帝负责”，“天赋人权”，这是西方“民主”的新的人与所谓的“上帝”的关系。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审视我们国家的情况。 在中国古代的确宗教很少真正站在主流的世界当中，但是作为中国古代的君王从来没有忘记宣称自己的权力来源：皇帝贵为“天子”也就是“上天之子”，是代表上天统治我们的世界，在我们今天看来多少有点狐假虎威的味道。同样的宣布“君权神绶”中国的古人的方式就要朴素得多了，不带有完整的宗教崇拜，倒是很让人想起古老的“天地崇拜”和一种古老的“哲学观”的感觉。

“我的底盘听我的，我的世界我掌控”而不是一切都由上帝说了算，这是“民主”的另外一个角度的解读。

虽然我尚不很具体的明白例如英国的宗教的纷争，不过看看西方民主革命背后的宗教哲学“人生而平等”“上帝创世而不涉世”，就不难理解在“宪政”之下的君主立宪的政体之下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为了宗教而流血牺牲，为了宗教而迫害破坏杀戮了。当然西方其他国家与时代就可以推而论之了。

放假前CHHUA推荐我看的这个部电影，放在桌面上很久，最近分成两天看完。

关于这部电影的影评多少都有点汗牛充栋，所以我也没必要凑这个热闹，只是联系最近在看的一些书有些想法，不过既然是与影片沾上边，多少和影评相关，所以为这篇文章取名“非影评”

看电影之时，恰逢最近我一直在读托克维尔《谈美国的民主》，突然想起托克维尔在书中提到的“民主”本身无法解决的缺陷：多数人针对少数人的暴政。

关于悲剧的缘由，影片开始便有所交代：卢旺达国内有图西和胡图两个部族，后者占到国内人口的大多数。比利时人在卢旺达实行殖民统治时期让居于少数的图西族统治整国家，而比利时在该国的殖民统治结束时，却让胡图族掌握了国家政权。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多少有点“以夷治夷”的味道，因为无论以往这两个民族在殖民者到来之前是否有矛盾，或者有因何而生的矛盾，民族的对立对于殖民统治都是一件好事。至于比利时殖民者为什么选择了图西而不是胡图，影片没有直接说明，不过通过影片不难发现：图西族肤色较浅，鼻梁较窄、较高。考虑到殖民时期盛行的种族的优劣的学说，不难理解比利时人选择图西作为国家的依据——白种人要优于黑种人，而作为黑种人的图西族的外形特征相对更加接近于白种人自然应该统治胡图这样更加“彻底”的黑种人——而不是图西族本身在智力或者其他方面要优于它的同胞胡图族。虽然从影片当中觉得比利时人把政权交给胡图人有点莫名其妙，不过看看历史就会知道，比利时人在离开殖民地时，当地进行了民主的选举，组建了卢旺达本国的民选的政府。自然在卢旺达国内占据了人口绝大多数的胡图族便通过选举的方式获取了国家政权，而把国家原来的统治阶级图西族排斥在政权之外，而选举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比利时人的组织下完成的，所以影片中才会说“是比利时人把政权交给了胡图族”。我想比利时人原本想在离开卢旺达之前留下一个民主的国家，但在事实上却给卢旺达埋下了民族压迫乃至后来的种族屠杀的种子。

托克维尔在美国考察了短短9个月时间，就通过这个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较为成熟”的“民主国家”，看到了民主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所带来的潜在的威胁，并在《谈美国的民主》当中做了清晰的阐释：民主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因为民主的基本前提是“人生而平等”（美国独立宣言写到：“我们认为这样的道理不言自明‘在上帝面前，人生而平等’”），但是在一个社会当中，必然其每一个成员利益不尽相同，在出现意见分歧之时，在“平等”的前提条件下，数量的多少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在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当中，一旦产生了“多数”，那么他们的意志便自然而然地上升为国家意志，也就是说他们的利益也就上升为了国家的利益。在这种看似理所当然之中，托克维尔忧心忡忡地进一步指出：一旦国家中的“多数”代表了国家，那么“多数”就有可能通过手中政权压迫“少数”，从而造成国家中的少数利益被完全忽视。托克维尔还设想了一个具体的情况，如果一个“少数”中的个体觉得它的利益受到侵害，那么它完全处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处境——国家的法律由议院制定，而议院又由“多数”把持，自然制定的法律更加有利于“多数”，而即便是“多数”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那么“少数”也不大可能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力，因为“多数”在陪审团必然也是占据多数（这是在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情况之下），同样的国家的行政的权力也是掌握在“多数”手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少数”哪怕比窦娥还冤，也很难维护自己的利益了，“暴政”和“民主”就这样自然而然的联系起来了。那么矛盾产生了，既然少数服从多数是在人人平等的前提条件之下才能够成立的，那么自然多数是不能够凭借自己的权力去剥夺少数人的权力了。在这个意义上是“民主”在实施起来有其先天的不足。

如果说当时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忧虑还多少因为他还带着封建孑遗（他出身在封建保守家庭）的怀疑和挑剔的眼光来审视美国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国家”，或者说他的忧虑还多少有些杞人忧天，那么卢旺达的悲剧就让托克维尔的担忧通过最“赤裸裸”的血腥的方式演绎给了我们。 在国家当中的“多数”胡图族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为其实施针对图西族的“暴政”大开方便之门。由两族组成的联合政府实际上是由胡图族控制，而军队则完全是由胡图族组成，作为国家机器的政府和军队纵容民兵关于屠杀的准备——购买大量刀具，并且通过其掌控的广播电台煽动胡图族，加重民族间的分裂对立，在屠杀期间更是放任民兵的屠杀，本来应该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家军队甚至直接参与到屠杀国家公民的行动当中。

托克威尔在提出他的忧虑是基于的是他当时对美国的情况的观察，但是他的忧虑却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在美国人组建他们的国家政权的时候几乎完全吸收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托克维尔在短短的九个月的时间能够对美国有如此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因为他看到了法兰西的伟大思想在这片被称为“新英格兰”的地方得到了完美践行。 美国人几乎完全接收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鸠斯的“三权分立”的构想——在《论法的精神》当中他系统的加以论述，而孟的权力分割的构想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即：国家权力不应该凌驾于公民之上，换言之，国家机器不应该成为对公民实施暴政的力量。而权力的分立便可以有效的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权力集中必然导致国家针对公民的暴政。 这个前提当然还是得有来源，之所以国家权力不应该凌驾于公民之上是因为国家的权力来源正是公民——这正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要义。公民之间签订契约，将自己包括一部分自由在内的部分权力交由集体，从而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力。 图西族将他们的这些宝贵的东西交给了国家（也许他们并非自愿），换取的却是整个种族的灾难。

在民主国家如此强调舆论自由正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容易出现多数人的暴政，才需要舆论的力量对国内的力量加以制衡。所以才会有“第四权力”之说。但是这里的第四权力的存在和其他的三权不太相同，其他的三权是为了国家的权力不至于过分集中，而导致国家机器对公民的暴政，所预防的危险其实是类似于封建的专制，也就是说这种分权的目的是为不让“过去的危险”发生；而第四权力的存在则是在考虑到“民主”自身的缺陷而赋予少数人制衡多数人的权力，可以说它是为了防止民主“未来可能危险”。那么在按照“民主的原则”建立卢旺达，舆论起了第四权力的作用没有呢？答案是完全否定的。 在电影当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整个屠杀事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广播发挥极大的作用，不仅成为煽动种族分裂的工具，而且甚至成为了民兵相互联络的工具，直接参与到了屠杀事件当中。在观看影片的过程当中相信每一个观众都极为讨厌那个像巫师的咒语一般的广播声音，反复的说着“蟑螂”（胡图族骂图西族的恶语）。也许有点夸张的成分，导演在谈到影片的时候也指出有刻意强化的处理，原因是他在考察的时候许多当事人都强调了广播在整个事件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夸张也就成为了一种写实。在当时的卢旺达舆论（以广播为代表）完全被胡图族掌握，于是出现国家的媒体直接称呼部分公民为“蟑螂”而不受谴责，鼓吹“复仇”号召”屠杀“而无人制止，甚至最后直接沦为了屠杀者的行凶的工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舆论本身并不能自觉的成为制衡暴政的力量。

我们可以说；舆论本身并不能成为制衡暴政的力量，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的说：“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成为制衡暴政的力量，也就是说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成为“民主原则”的守护力量。这一点托克维尔很早就意识到了，在《谈美国的民主》当中他就指出了他的发现，在当时美国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墨西哥就几乎完全照搬了美国的所有的国家建国制度，但是“总是在独裁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徘徊”，多少有点“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味道。 在卢旺达事件当中我们，民主制度同样也是生出了种族屠杀的恶果。其实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用“一定的生产关系必然要以一定的生产力作为基础”来说明卢旺达的悲剧，但是仅仅这样我想很难让人感到满意。

既然民主制度本身存在多数压迫少数的危险，那么在那些成功的实施民主制度的国家为什么终究没有发生如同卢旺达那样的问题呢？也许先回答卢旺达的悲剧产生的原因更加的容易。让危险成为现实的重大原因之一便是在卢国内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对立是悲剧产生的最大起因——种族的仇恨，究其直接的源头自然是比利时人的问题，因为在他们到来之前其实两个民族相安无事。那么在比利时人离开的时候建立的民主制度只是给胡图族提供了便利，那么有没有可能两个民族产生和解呢？在这两个种族之间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际上在这个国家内部还没有把两个种族联系在一起的利益的纽带，在原来的仇恨的作用的条件之下，没有很好的利益联系的两个仇恨的民族就成为了两个根本对立的民族。在发达的民主国家当中两个根本对立的社会群体其实是根本不存在或者说很难存在的。因为近代以来社会化大生产的缘故，社会成员都在整个社会分工当中扮演的重要的社会角色，相互依赖成为一个利益的共同体。所以如果多数采取针对少数的暴政对于其本身也是一种打击，所谓“伤人一千，自伤八百”。这种社会的利益关系——可以更加具体称为“生产利益关系”对于暴政的制衡至关重要。很难想象美国从事于石油行业，汽车行业，钢铁行业的公民要屠杀从事于软件、生物技术行业的人，只是可以在“多数”的原则下调整得到有利于自己的利益。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之所以我们公民之间解决问题越来越越趋向于文明，那是因为我们的利益越来越趋向于一体。

关于上述的推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向前延伸。在《世界是平的》这本书（美国记者关于“全球化”世界变化趋势的观察和思考，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当中，作者提到了一个“戴尔理论”。作者认为像“戴尔”这类的全球化的公司（有的认为作者仅仅指的是戴尔公司，无疑这样的理解非常狭隘，让这个理论显得非常单薄）通过在全球采购，销售在全球建立了产业链，而这样的产业链条其实正是利益链，这样的利益链条使得全球的暴力冲突减少，使得整个世界趋向和平。作者的这个观点固然是站在其国家的利益立场上谈的，但是却对我们思考的问题有启发和佐证的作用。 回到刚才的问题正是由于在国家内部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其根本利益的一致和整体性使得“民主”国家内部相对不太容易出现“多数”针对“少数”的暴政的问题。

当然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图西族和胡图族能够成为同一个国家的子民，那么他们就应该有其共同的利益所在。可是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它忽略了非洲国家的组成的方式，非洲现代国家的成立的途径往往是在欧洲殖民者的势力范围的划分有关，具体而言，卢旺达之所以成为卢旺达，是因为其在独立之前是比利时人的殖民统治势力范围。 也就是说卢旺达国家的国民的利益的整体性并不是那么强，加上其社会的整个生产形式十分落后，不足以使得整个国家在成立之后成为统一的利益整体。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那美国做比较。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十三个州的最初的联合是因为他们面对共同的敌人——英帝国，而在成功的打败了英国人以后，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解散联邦，一种是在战争的联合的基础之上成立国家，在两种选择他们最终选择了联合起来形成国家，从他们的国家的成立来开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国家的形成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利益关系之上的，否则他们没有必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