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健康和卫生保健的重要性

     美国的卫生保健系统是发展和广泛播散先进的健身治疗，并向健康保健的消费者提供多样选择的创新引擎。现在的卫生保健系统提供了大量的福利，但是仍然有实质性改革机遇：削减成本，使之更加便于获得，提高服务质量，提高美国人民的健康质量。

     个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和促进健康，包括改变个人的性为和通过卫生健康服务的消费。尽管在美国的确有可观数量的消费，健康的重要性使得这样水平的消费非常合理。但是因为通常卫生保健的收支通常效率低下，因此即便不提高相关的花销，仍然是有机会进一步改善健康水平、更容易获得健康的服务的。为了改善卫生保健的收支效率，当局已经试图将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和他们的从业情况相联系起来，以便使得医疗服务更为有效。在总统发表的国情咨文当中，他建议改变健康保险的征税方案，让所有的美国人在购买保险时都能享受标准的减税。这样的改变在提高美国卫生保健系统的效率和扩展健康保险的覆盖面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章要点如下：

• 健康不仅能够通过健康保健的消费支出得到改善，而且能够通过个人行为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实现，比如戒烟，食用更有营养的食物，更多的锻炼。
• 卫生保健提高了我们人群的健康水平，卫生保健系统效率的提高，能够在不提高卫生保健的支出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美国人的健康水平。
• 卫生保健支出的高速的增长和健康保险的获得的有限性向卫生保健系统提供了挑战。
• 当局的政策通过重点依靠私有部门和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从而聚焦于降低成本增长，提升质量，使更多的人享有卫生保健。
• 健康和对卫生保健的需求

      对卫生保健的需求并不像对绝大多数的消费产品和服务那样。这是因为对于消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来自于直接的消费，对于卫生保健的渴求并不是通过对于医疗过程的消费直接衍生出来的；而是来源于由卫生保健产生的改善健康状况的价值。比如，对于一个MP3播放器需求是基于一个MP3给消费者带来的享乐，但是没有人会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接受一次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消费者切除胆囊的要求是和手术将会给他的健康带来的积极影响而直接相关的。理解健康是如何产生的，被需求的，估值的是评估卫生保健政策和卫生保健系统的有用的出发点。

对健康的需求

      人们需要健康是因为它能够使人容易获得快乐或者直接产生快乐。健康可以通过两个维度来衡量：生命的长短（寿命）和生命质量。一个人直接或者间接的从生命质量当中衍生出价值：说直接是因为一个人的健康水平影响对物品的享乐和休闲而说间接是因为一个人的健康水平能够增强生产率（信息栏4-1）。增强的生产率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更高工薪奖励的回馈奖励。健康在生产率上的间接效率表明健康是人类资本投资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我们的经济系统的基本的原理相一致，消费者也会在购买卫生保健和其他的物品和服务时进行选择。

健康的产生

      卫生保健只是决定健康的一个因素。其他的因素包括个人的行为，环境因素，社会因素，教育，收入和基因。如果我们把一个人视为健康的生产者，生产的重要的投入是花费在健康促进的活动和卫生保健上的时间和金钱。健康促进活动包括在运动、营养、生活方式方面的选择。卫生保健可以包括住院治疗，通过门诊求助与医疗服务人员，家庭保健护理，用药。 因为健康有可能因为突发事故、急性病、和衰老等而导致恶化，卫生保健不仅要着眼于保持当前水平的健康状况而且还可能需要在疾病或者伤害后恢复健康。

信息栏4-1 健康在工作生产率上的影响

      健康可能通过请假和误工影响工作的生产率。请假，因为受伤或者生病所导致的无法到达工作地点，使得工作个体无法实现产出，并且在任务需要协作的时候影响协作者的产出能力。误工是工作者在工作岗位上生产率下降，生产率的下降可能由于完成任务所需要的体力或者精力的缺乏，生产场所的事故率的增加，或者疾病在劳动者之间的可能传播导致。有证据表明这两个因素都会带来高昂的成本。根据当前人口调查报告，2.3%的劳动者在一周当中会因为疾病或者受伤而请假。在一些针对误工对于工作效率影响的估计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平均的情况下，由最常见的情况（比如过敏，抑郁，骨骼肌肉的疼痛，呼吸系统障碍）所导致的生产率的丧失介乎5%-18%之间。

      在改善和保持健康上的投资提供了削减这样的成本的机会。越来越多的雇主开始研究能够提供有目标的健康管理的工作阶段的保健计划。这些计划包括了从那些不健康生活方式（比如吸烟或者不加控制的糖尿病）的罚金到健身器械的获得的补贴）。这些益处由雇员（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质量）和雇主（增强的生产率和在卫生保健上支出的减少）共同分享。这些计划成功的证据，尽管不完善且多有出入，仍然表明所有的保健计划能够改善工作者的健康输出情况而且能够向雇主提供积极的回馈。对一个特别的综合保健计划的长期的研究表明每个雇员每年卫生保健的支出下降了225美元（主要归结于减少了门诊访问和住院治疗），但是要认识到这些益处需要几年的时间。

      在健康促进活动的趋势上的研究展现了一幅美国人在是否在健康上进行了更多的投资的复合场景。最近的研究发现美国人开始减少吸烟和更好地控制他们的胆固醇和血压（通过结合改善健康活动与医疗服务的方式）。与此相反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美国的成人和孩子当中肥胖率有显著的增长。从1970年的后期开始肥胖率已经增长了 一倍，在成人当中肥胖的比例从15%上升到了34%，在从6到9岁年龄的孩子当中，超重的比例增长到原来的三倍。 因为肥胖通常反映了缺少锻炼和对不健康食物的过多消费，所以它不健康行为的指征。而且，肥胖通常和包括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冠心病和一些癌症在内的更多的疾病和健康状况的高风险相关。

健康支出的趋势

      从卫生保健的花费来衡量，美国人在他们的健康上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投资。美国人在卫生保健上人均花费从1986年的2400元和1960年的800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7000美元（都是按照2006年的美元价格）。国家卫生保健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整体的增长速度。 （图表4-1）。国民卫生保健支出在GDP中所占比例从1980年的的9.1%和1960年的5.2%上升到现在的16%。

     驱使卫生保健支出增长的基本的因素是新技术的发展和传播。随着时间推移，关于健康和卫生保健的知识持续的增长，推动了新的技术发明或者产品、技术的改进，和服务的扩展。从实际的长期来看，医疗技术相关花费占到了卫生保健的支出一半或者甚至更多。

因为收入增加了，通常收入的更大部分花费在了卫生保健上面，因此收入增加是第二个因素。在美国人口的老龄化和疾病的流行性增加是卫生保健支出增加第三个因素。其他的被提及因素包括健康部门从业人员更快的工资酬劳增长，政府资助计划和税收补贴的支持下的更广泛保险覆盖面以及卫生保健支出中消费者自掏腰包支出的低比例。

寿命期望值的趋势

     寿命期望值只是衡量健康的一个标值，但是由于寿命期望值的测量可靠性高且长期连续，它提供一个观察健康历史趋势的独特视角。图表4-2表示了从1900年开始从出生到65岁年龄的美国国人的人均寿命期望值的趋势。在这个图表的两个图栏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人均期望寿命值增长了。在本世纪的上半叶人均寿命期望值的进步很快，从48岁增长到69岁 在1950和1970之间，在出生时人均期望寿命值的延长趋势变缓，在1970年只达到了71岁。在1970年末延长的趋势重新加快，在2004年人均期望寿命达到了78岁。在那些活到65岁的人群人均寿命期望值情况相反。

65岁的人均寿命期望值从1930以前几乎没有增长；在接下来的40年当中，在65岁时的寿命期望值从3年增长到了15年（意味着在一个1930的65岁的人可以期望活到77岁，在1970年一个65岁的可以期望活到80岁）。从1970年开始，改善的节奏加速了。在2004年之前，在65岁的人期望寿命可以再加上18.5年；在过去的35年里，增长了3.5年的人均期望寿命。

     在健康和卫生保健方面的创新可以解释寿命延长的情况。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改变主要是归咎于改善公共卫生措施和诸如青霉素的抗生素的使用等手段实现的感染的遏制与营养不良的减少，卫生状况的改善。在大概20年的逐渐的期望寿命的延长以后，从1970年的寿命的延长反映了在那些超过50岁的当中的威胁到生命的泛发疾病的治疗和处理的进步。 在表格4-1显示的那样，延长寿命最重要的单一因素是减少心脏病死亡率所导致的寿命衰减（3.6年）；减少因为中风死亡而导致的寿命衰减使得寿命增长了1.3年。在这两方面降低死亡率所导致的寿命衰减的减少使得美国人的寿命期望增加了5年。

     研究表明心脏病和中风的低死亡率主要是归功于在重症医疗、控制高血压和高胆固醇和非急性的药物治疗，降低诸如吸烟和高脂饮食等高危因素的个人行为的改变。在降低心脏病和中风导致的寿命衰减当中，单就医疗救治上的进步被认为至少使人均寿命期望值增长了3到5年。

     把延长寿命所带来的实际的益处和在卫生保健的支出的增长纳入考虑，有助与我们认识到更长寿命的好处和在卫生保健方面支出增加的交易合理性。一个有影响的研究已经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已经发现了在心血管的治疗上的治疗的支出所获得的收益是成本的四倍。

尽管该研究聚焦于在心血管系统上的支出，基本的结论——整体上卫生保健支出的增加提供了正性的回报——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也是成立的。 使用同样的框架，在金钱的意义上讲，从1950年以来的卫生保健支出总的增加是可以仅由心血管的治疗和围生期护理所获得寿命期望值的增长来得到修正。因为其他治疗的进步而得到的收获（更不要说诸如更高的生活质量等除寿命延长以外获得的益处）表明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在美国通过更高的卫生保健的支出所获得的收益超过了他们的花销。 但是从1980年开始，更多的卫生保健的支出成本投入所获得的相关收益已经不尽如人意了，表明了卫生保健支出的所获收益正在潜在的下降。

健康保险覆盖的趋势

      健康保险帮助家庭免于遭受未曾预测到的严重疾病和外伤的经济危险，使之更加容易接触到卫生保健系统，因此能够改善卫生保健的结果。在这样的益处的前提条件下，在任何时候，都会有16%的美国人声称他们缺乏健康保险就成为了一个被关注的主要问题。使得私有保险公司的入保人数减少的主要驱动力是卫生保健支出的增长并且这样的减少导致了未参加保险的人群比例的上升。（图表4-3）

应对卫生保健系统的挑战

     美国的卫生保健的趋势表明卫生保健成本的增长会持续下去。随着在卫生保健板块的支出占到家庭消费的更大的比例，对于卫生保健的消费者和健康保险公司而言，卫生保健的支出越来越成为一个挑战。随着联邦和州政府的卫生保健计划持续的增长带来的预算负担纳的扩张纳税人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参见信息栏4-2政府卫生保健计划的概貌），联邦政府的卫生保健政策目标是减少卫生保健支出的增长和在改善卫生保健服务质量的同时提高可获得性。当局的目标一直是通过鼓励培养创新性，灵活性，和对于美国卫生保健系统而言最优的选择来发展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必须要应对在卫生保健系统中位于挑战基础的潜在的市场失能。这些问题包括病人、卫生保健的提供者、保险从业人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美国的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无法获得健康保险；在健康保健保险市场中出现的两个特别的市场的错误：道德冒险和反向选择。道德冒险是当保险业覆盖了支出的相当的部分的时候个人倾向于滥用特定类型的卫生保健服务的趋势；反向选择是是保险由那些最有可能需要那些人购买（同时因此也就带来更高的成本）的趋势。为了解决上述的这些问题的政策能够实现如下目标：增强我们市场为导向的卫生保健系统实现控制支出成本，健康保健覆盖更加便于获得高质量的卫生保健服务。

信息栏4-2 政府卫生保健计划

    大约46%的卫生保健花费是由联邦和州政府通过多种健康计划资助的。 政府主要资助的健康计划是被设计来服务于特殊的人群包括医疗保健，医疗救助，国家健康保险计划，以及退伍军人健康管理。

     医疗保健是在1965年启动而且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年龄超过65岁的个体（也包括一些有特殊疾病和残疾的年青个体哦）

     现在的医疗保健包括了3个基本部分。 A部分为院内保险，覆盖了护理机构和医院。A部分主要是个人所得税的2.9%资助的（占到了雇主和雇员人均的1.4%）。 在不附带其他的条件的情况下，A部分将会自动提供给达到或超过65岁的并且符合“社会保障”或者“铁路退休受益”条件的。B部分是覆盖了医生访问和其他的门诊服务的。该部分是自愿每月缴纳一笔额外的费用登记从而参保，但是在符合条件的人群当中94%选择了购买保险。D部分，从2006年开始的医疗保健的药物处方益金适用于那些符合医疗保健A部分的条件，但是不具有获得低收入补贴资格的人群需要支付一笔额外的支出才能获得该收益金。和其他部分的医疗保健不同，D部分是由私有的保险业和医疗保健的官员合作管理提供为受益人计划处方药的选择、并且允许价格竞争。B部分和D部分是由受益人缴纳的额外保费和政府的收入（D部分同样接受州级政府的资助）。在2007年，在A部分当中4340万受益人登记，而在B部分4060万受益人，在D部分有2440万受益人。

     在医疗保健服务费用计划中，卫生保健服务提供者在提供了服务以后，将按照之前订好的比例获得联邦政府的补偿。但是，医疗保健计划的受益人在医疗保健优势计划前提下可以选择通过主要由当地的保健机构（HMOs），优先提供组织(PPOs)，区域性的优先保障计划，私有付费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地方协作保健计划在私有的医疗保健计划登记入保。

    当地协作保健计划占据了72%，区域优先保障计划占据3%，私有付费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保险计划占到了医疗保健优势计划的24%。

    医疗保健计划也是自1965年建立的面向低收入个体的卫生保健计划，特别是那些有小孩的。 医疗保健计划是由州政府管理，并同时由政府和和联邦政府资助的计划。 和传统的医疗保健计划不同的是，医疗保健计划也向那些私有服务提供者按照之前商定好的固定比例支付政府补偿并且允许受益人在许多的州医疗保健管理保健计划中登记入保。但是，和医疗保健所不同的是，这些事先商定好的比例是在州政府层面上被决定的。 在2006年医疗保健计划当中，有4570万登记参保，其中的65%也加入了管理保健计划。国家儿童健康保险计划SCHIP是创建于1997年用于覆盖那些不符合医疗保健要求的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国家儿童保险计划是由州政府管理、州和联邦政府共同资助的项目。但是和医疗保健计划相比，联邦政府所支出的比例更大，在2006年有660万的家庭加入的国家儿童保险计划。

    尽管医疗保健，医疗救助，和国家儿童健康保险计划是公共资助项目， 大多数的卫生保健服务仍然是由并不是受雇于政府的私营服务者提供的。与此相反的是，退伍军人健康保险计划VHA是通过退伍军人事务部运转的向退伍军人提供的卫生保健一个系统，退伍军人健康计划中，联邦政府拥有退伍军人健康计划的医院并且雇佣卫生保健服务的提供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个真正的公共卫生保健系统。

    增长的卫生保健成本正在给政府的卫生保健项目形成预算的压力。 现在联邦政府花费在医疗保健和医疗救护的支出总的占据了GDP的4%，或者说联邦预算的20%。

     信息栏4-2（续）但是增长的卫生保健成本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将会有可能继续增长。如果支出增长的速度美国超过GDP增长速度（其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低于过去40年的历史的增长率）的1%，比如，管理和预算部门预测在25年内，单就这两个计划的支出将会占到GDP总量的8%，这样的支出的长，如果真正成为现实，就需要前所未有的高税收或者在其他政府活动中大刀阔斧的削减开支。

道德冒险和反向选择

     在绝大多数的市场当中，消费者通过比较一个消费产品或者一种服务带来的益处和相应的成本来决定是否购买。但是在卫生保健部门，消费者通常直到在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收到账单才去了解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 因为健康保险政策覆盖了大部分的卫生保健的成本，消费者没有了解价格信息或者在价格信息基础上有所作为的意图。这样的道德冒险的效应鼓励某些特定类型的卫生保健的滥用，打消了消费者在寻找健康服务者是考虑成本的意图，扭曲了对技术革新的需求。

     对卫生保健的滥用可以由支付的费用比实际的成本更低而导致，其结果是，哪怕是价值低于其成本某些服务仍然会被使用，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比如，当卫生保健保险的覆盖使得消费者只需付一小部分费用甚至免费获得真正高成本的服务。为了阐明这样情况，考虑一个消费者考虑接受一个成本为100美元的偏头痛的治疗，如果症状足够严重而且可以通过治疗得到缓解，这个消费者也许希望为这个治疗支付超过100美元。消费者于是不管这个100美元有多少是由保险公司支付都愿意购买这样的治疗，这样的消费就不是过度消费。但是如果这个消费者只有轻微的症状，保险就可能会诱导过分的消费。设想，例如如果消费者只愿意支付25美元来消除症状，如果保险支付了整个的100美元的花费，消费者可能会因为25美元的益处超过了消费者的有效零价格而购买这样的治疗。甚至如果保险支付要求消费者分担支付10元，这样的消费仍然会发生。 因为社会的100元的支出超过了25元的益处，这样的购买并不对社会有益处，这样的消费就被视为过度消费。

     因为消费者对他们消费的卫生保健服务价格缺乏敏感性，通常情况下使得价格下降的竞争力的作为被削弱了。设想两个医院提供同样的服务，但是医院A位于一个较为老旧的房屋设施当中，收取1000美元的费用，但是医院B收取2000美元的费用但是位于一个更新后的拥有许多康乐器械和设施的房屋中。在这两个选项当中，一个面临全额自付的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医院A，但是在一个只有少量费用是由病人承担的世界里，绝大多数的病人将会选择医院B。如果舒适或者是康乐设施比价格更能够影响病人的选择，这样的选择使得医院B没有控制成本的意图。

     新技术创新进入一个消费者很少从自己的腰包支付超过10~20%的市场价格的市场。这将会影响被开发出来并且推向市场的创新的的价值。比如如果一个产品只是稍微比以往的产品提高效率，尽管它的价格远超过现在的替代品但仍然被强烈的需求着。因为这里有一个在原有的存在治疗基础上只有少量额外附加益处的新技术的市场里，开发人员有足够的创造出只有少量边缘价值的新技术的意图。

     健康保险从业者还有他们的资助者（雇主）认识到保险降低了消费者对成本的反应。保险业者使用了诸如利用回顾，事前认证，和药物程式等多种成本控制机制试图管理成本，同时也是部分为了对抗消费者对成本漠视的情况。但是这些的机制只能部分的解决这样的问题。 除此以外通过限制保险受益人的服务成本分担，保险受益被设计来限制道德冒险。为了实现该目标的措施包括：合理推论，共同支付，共同保险。合理推论，指在保险公司为任何的医疗支出赔付之前消费者必须支付的美元数量，通常要比少于500美元。共同支付是每次门诊咨询或者每次开处方的一个固定数额的支付 共同保险是消费者要承担一定百分比的服务的成本。

     成本分担机制没有被充分的使用是因为由税制带来的偏差。由雇主支付额外的健康保险支出是从收入和薪水的税收中免除了，但是通过合理推论，共同支付，共同保险的个人支出却被征税了。结果是，在雇主当中有一种通过限制成本分享的慷慨的健康保险的计划来补偿雇员的意图。 因此这样的征税方式减少了设计最优的健康保险的意图，最终鼓励个人去购买超过他们需要的卫生保健的服务。健康储蓄账户ＨＳＡ，由当局在2004年纳入法律当中，标准的健康保险削减由当局在2007年提议出来， 都提供经过了一个减少现在阻碍更高的成本分享机制的征税偏差的机制。这些政策都是希望向私有部门提供通过提高消费者对健康保险的额外支付以及卫生保健服务的成本来控制成本更多机会。

健康储蓄帐户

     健康储蓄帐户是税前美元的储蓄，由雇主或者个人支付，在现在或者将来的医疗话费中被支付。 健康储蓄帐户是设计来和高额扣除健康保险共同作用，减少常规健康支出的依赖。 在健康储蓄帐户中的资金被直接用来支付健康保险 因为这些没有花费的资金是属于个人的因此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积累，健康储蓄帐户使个人作为健康保险的消费者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在2007年的一月份，健康储蓄账户覆盖了450万人群，从2006年1月份开始增长了130万，从2005年的五月开始则增长了350万。

     当消费者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开始意识到常规的健康花费，在低效的卫生保健服务上的花费就减少，使得健康服务提供者采取成本效益比更优的意图增加了，而且可能的是一些卫生保健饿价格可能下降，可能是消费者传统的保险计划当中受益。 但是高额扣款政策和健康储蓄所带来的益处在那些患有慢性疾病并且持续支付高额的费用的个体有所不同：可能因为要持续支付高额的费用会发现这样的政策并不是那么的吸引人。因为税收的减免取决于消费者的边际税率（消费者的赋税决定于消费者的下一个收入的美元）低税率的消费者会从健康储蓄计划中获得衍生的少量税额优惠。

健康保险的标准的扣除方式来替代税率的减免

     消费者对卫生保健的支出的敏感性的缺乏不仅仅发生在卫生保健的服务上，而且同样表现在卫生保健的消费之上。之所以对雇主资助的健康保险的补贴的减免税额并不有效，是因为给那些拥有更加慷慨的雇主支付的卫生保健保险的家庭提供了巨大的税额的差异，这样就存在健康保险公司覆盖更加广泛、超过雇员所需要的保险的意图。这样的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通过接受健康保险的形式雇员们能够接受更多的补偿从而增加税后补偿。

     总统提议用一个给所有的家庭（每个个体7500美元）的15000美元的标准健康保险扣减来替代现在基于就业的健康保险开放结果的税收扣减，无论保险是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雇主购买的。标准扣减的量是对于实际支付的保险金而言是独立的，这样那些在现行政策下获得少于15000美元的扣减额的家庭（但是他们的的政策满足的覆盖灾难的一套最小的需求）将会仍然从收入和薪金税收当中获得整个15000美元的减免。 在健康保险当中标准扣减的实际的增长将会和通过测量的消费者消费指数测量的通货膨胀挂钩。

     这样的政策有两个关键的效果：1）它会减少基于就有的健康保险的现行的税率处理办法的低效率的情况并允许个体消费者通过减少他们的保险的成本而获益。2）这样可以提供一个对于无论是就业还是未就业人群上税的平等的税率处理方式。第一个效应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说明。试考虑一个拥有50000美元的年收入和由雇主资助的10000美元的健康保险的四口之家。 因为这个家庭的边际税率是大约30%，按照现行的针对保险政策，税收减免给这个家庭提供了3000美元的收入。 另外一个家庭有着同样的收入和雇主所支付的20000美元的健康保险在现行的政策将会收到6000美元的退税。 现在提议的标准扣减的优势是它给所有的健康保险几乎提供了同样的税收处理方式。按照现在的提议的计划，两个家庭都能够有资格获得15000美元的标准的扣减并且获得同样的4500美元的退税。这样固定的退税提供了获得健康保险的覆盖的强烈的愿望，而且使得家庭在最优成本分享的前提下收获健康保险政策的税收受益。因为这样的退税并不会给那些选择昂贵的健康保险计划的家庭带来额外的受益（ 和税收的减免不相同）带来额外的好处。

     在这样的政策之下无论是否能够获得基于就业的健康保险的家庭或者个人购买的健康保险都能够获得同样的税收的受益。现在因为现在健康保险支付金的税收处理并没有给那些无法获得基于就业的保险的家庭和个人提供同样的税收减免，这些家庭和个人只能在个人健康保险市场当中购买私人的保险计划，因此它并不平等。

     这个上面考虑的有着50000美元的年收入的家庭拥有由雇主所资助的价值10000美元的健康保险政策将会接受3000元的退税，但是通过私人保险市场上购买的类似价值10000美元的健康保险并不能获得相应的退税。在当局的提议下，那些现在在私人保险市场购买保险的个体有望获得和那些在集体保险市场上购买的个体相当的减税。其结果是，现在那些因为无法获得基于就业的保险而没有参加保险的人，将会有购买保险强烈的愿望。一个年收入50000美元未参加保险的四口之家，比如如果他们在私人保险市场上购买健康保险（如果这个家庭面临30%的边际税率，将会是15000美元的标准的扣减的价值）将会获得4500美元的退税的受益。这样的退税将会提供一个价值10000美元的家庭健康保险计划的大约一半的资金。

     对于那些没有被提供雇主资助的健康保险覆盖的个人和家庭购买健康保险的税收扣减的实施将会使得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更加容易的获得健康保险。当局估计标准扣减可能向那些以前没有健康保险的300万到500的个人提供健康保险。即便是有了标准扣减，对于那些低收入和有着实质性的健康高额支出风险的个人来说够能否支付得起参保费用仍然是一个挑战，当局的能够支付选择倡议ACI应对剩下的挑战。这个倡议便于州政府通过努力使得对于那些低收入的个人或者一直有着高额健康支出的个人能够购买的起医疗保险。现在来自联邦政府的补贴和支付通过保险提供者间接资助保险人，目标是用补贴直接资助个人。

通过竞争的保险市场控制成本

    健康保险的充满竞争的市场发挥有效功能需要应对反向选择。反向选择在保险对那些最可能需要获得的个人最有吸引力之时产生。

     如果这样的支付是基于人群的平均状况该政策无疑会吸引那些花费超过一般人群的人，保险业从业人就会亏钱。保费或者增加或者并不能在市场中可持续存在。在极端的情况之下，一些消费者之所以不购买保险是因为那些合适他们的保险险种是根据那些最花钱的消费者来定价的险种。

     这样的问题在那些涉及到那些无法获得集体保险覆盖的个人和小公司的保险市场当中最为严重，因为巨大的风险池减轻了导致反响选择的许多的力量。（但是，当充满竞争的健康保险计划具有了可行性，在风险池当中反向选择可以出现。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说，州政府可以通过允许市场上提供个人保险的保险业基于个人的医疗危险和以往的健康支付花费为每个人的健康保险分级。其结果就是那些有着慢性的疾病的个人需要支付更高额的保费，完全拒绝其购买保险或者拒绝为其可能使其生病的情况提供保险覆盖。

     为了减少高危的个人面临更高的保费的程度和提高某些健康保险受益的可行性，州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保险支付承诺和在非集体的保险计划的覆盖的委任上的限制（和集体上的许多的情况）这些规范大致包括了需要保险从业者在不考虑现在的健康状况和其他的因素的前提下向保险的合格的申请者发行保险的保证发行法，还有禁止保险从业人员基于健康情况设置不同的保费率和限制允许保险业者基于年龄或者性别等特征设置不同的保险的赔付比例的量。尽管这样的调控试图减少高危个人的保费，他们也提高了低危险的个人的保费。这样的保费的设置可能会无意识地鼓励人们等待知道他们有了健康的问题才去购买保险。 如果这样的反响选择减少了更加健康的人群的参与，保费就会增加而且保费市场就会自主地停止有效的运行。当那些更加健康的个体选择完全放弃而不是支付更高的金额的保险，结果有可能是更少的保险覆盖和对那些换上慢性病的人保费的有限减少，。

     当局的态度是鼓励，特别是在反向选择给竞争中的保险业提供了最大挑战的个人和私人市场中更低的保费。当局支持一个健康保险的国家性市场而不是特别州级市场。这样将有效地使得个人和小的私人的公司的雇员像许多大公司的雇员那样，不在州政府保险调控之列，而是保险法雇员退休和收入保险法案（ERISA）的联邦保险法案之下，通过自我的支付保险获得保险。因为健康保险政策并不会受于高昂成本的国家命令和调控，低保费的健康保险政策将会更具有可行性。当局同样支持协会健康计划——允许小团体一起联系起来购买受联邦而不是州政府的调控的保险-——因为他们将会减少小雇主所遇到的反向选择的问题，在和参与的保险业的协商低保费支付率中实现规模化经济效应，同时允许在一个健康保险的充满竞争的选择系统中更大的参与性。

通过偿还和信息提高成本质量比

     因为医学上的复杂性，病人通常依赖专家决定他们的诊断和选择治疗措施。但是如果这些专家的意图和那些以病人的最大的利益为出发点专家有所不同，专家所提供的服务未必总是对病人来说是有最大的获益的。比如，医生可能试图过分高估昂贵的检测的价值，绝大多数的病人缺少相关的专业性来判断这样的提议是否有效。

     医生决定病人需要的服务，因为这样的决定部分是主观的，诊断和治疗在不同的医生那里是有所不同的，有时对于病人或者整个社会而言并不是最有益的方式。比如，在美国的有些地方脊柱手术的频率几乎是其他的地方的八倍，尽管在不同的地区之间人们患上背部疾病的可能性并没有什么差别。这样的治疗处理上量的不同的地缘差异类型在治疗处理范围中广泛存在着，但是在结果中却几乎检测不到差异。对卫生保健服务的滥用是一个问题，没能充分使用又是一个问题。一个经典的研究评估了医生遵循被国家治疗指南和医学书籍广泛建议的程序的比例。当平均了所有的常见的和致死的情况的所有时相的情况，几乎一半的病人需要有效的临床的救护却没有获得合适的救护的情况得以明确。

     通过改善在质量成本效益比的信息，和提供者通过病人的健康的结果得到回馈奖励而不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的原则安排服务提供者的支付方式等方面的改革，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仍然有很大的潜力。

关于有效性的信息

      妨碍更加有效的卫生保健的最重要的阻碍是相关信息的缺乏——对于病人，服务的提供者和支付者——在相对的有效性和卫生保健选择效率上。这样的信息对于产生高成本，使用快速改进的而原本有可替代的治疗存在的技术一般的从业行为，和在具有实质性的不确定性领域具有特别的实用性。在使用步骤上的广泛的地缘的多样性表明在医疗实践上的不同的形式的有效性的更好的信息能够显著降低成本。

健康信息技术

     健康信息技术Health IT允许对于医疗信息的综合管理和在卫生保健的消费者提供者之间安全交换医疗信息。健康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具有帮助改革卫生保健的分配方式的潜力，使其更安全，更加有效，更加有效率。尽管一些大型的卫生保健机构意识到通过多功能，交互操作的健康信息技术系统的应用的益处，迄今为止，支持健康信息技术带来的广泛益处的试验证据仍然是十分的有限的。当局支持把健康信息技术作为常规的工作成本广泛采用。包括鼓励医生和其他的人采取电子健康档案，以及通过对保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健康信息的交流更加安全，完成工作的成本的健康技术的广泛的采用等等政策。

基于价值的购买

     根据服务支付或者基于价值服务是鼓励卫生保健的提供者在提供服务时满足对质量和效率的要求的一种支付模式。一个新近的例子是因为治疗的不良后果减少支付。医疗护理和医疗救护服务中心实施2005年赤字削减法案的条款，旨在防止医疗保健为治疗某种医院获得性的情况向医院支付更高的费用——产生于医疗错误或者可以在理论上预见和避免的的不适当的救护的情形。现在大的保险公司在跟随医疗保健的引导并且在朝着禁止向重大的错误所导致的救护支付费用的方向变化。这些变化带走了医院的不正当的意图：改善病人的安全性能够减少费用和盈利。其结果是这样的改革能够促使安全性的改进并且增强卫生保健系统的效率。

价格和质量信息的透明化

     在质量和价格上的信息的透明一直是当局的优先考虑的内容。医疗保健已经使得服务的提供者有了向CMS提呈服务信息的意图并且许多的这些服务措施已经可以在CMS网页上获得这样消费者就能够在他们寻找服务的时候比较提供者治疗的质量情况。当局和医疗保健和其他的健康保险计划的出资人已经被指引和受益人共同分享关于支付给卫生保健提供者的价格和他们提供的服务的质量信息。这样的承诺意在通过试图在没有增加健康花费的前提下改进花费和积极的健康结果的联系改革医疗保健制度。

改进健康行为

      鼓励诸如更多的锻炼，更好的饮食，控制体重的增长，戒烟的健康行为，可能是卫生保花费增加的成本效益优的替代方式。鼓励健康行为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健康教育。 比如，围生期的护理的有益效果是和关于怀孕期间的健康行为教育直接相关的。对于高胆固醇和高血压的危险（和如何通过健康的行为减少和减少危险）的更好理解是被认为是一个改善健康结果的非常有效的方式。当局旨在提高消费者对卫生保健成本的敏感性的政策有一个积极可能诱导健康行为的增加的间接结果。

结论

     美国的卫生保健系统已经改善了美国人的健康和康乐状态。随着卫生保健的成本持续的增长，在增加卫生保健的价值和改善卫生保险的覆盖面存在大量的机会。应对这些基础的问题和发挥我们的卫生保健系统的潜力需要有创新的政策来帮助美国人更好的满足他们的需求的保健，同时创造出一个奖励高质量的有效的保健的环境。 尽管联邦政府通过医疗保健，医疗救护和国家儿童健康保险计划为那些最容易遭受伤害的美国人资助健康保险仍然是一个优先议题，私人市场提供了控制成本和提供增强效率，质量、获得性的创新的政策的最好的机会。如果税收的方式得以改革，卫生保健的支出的效率将会得到改进。改革将会在雇主提供和个人的保险的水平之间展开，因此促进了保险覆盖。与此同时，改革应该因鼓励购买那些提供昂贵的医疗的必要的支出且需要合理的共同支付的更高扣减保险计划消费者，但是并不鼓励不正当的过程。通过对反向选择的应对，保险市场变得更加的有竞争力，因此促进的创新，选择，获得性和有效性。最后，卫生保健质量可以通过改善卫生保健的信息和透明度和通过对于补偿与保健提供者的服务表现相捆绑来应对解决。

                                               原文作者：美国白宫经济咨询委员会

由 黄俊 翻译完成于 2008年2月29日 成都华西坝上

声明： 本中文译本是翻译自

《美国总统2008年2月经济报告》之第四章节选

《健康和卫生保健的重要性》

本文之原文著作版权归原著作机构——白宫经济咨询委员会所有，译者保留对本中文译本在法定范围内的相关权力，不得通过转载，复制本译本等方式非法牟利，如需学术交流等非赢利目的，转载、部分引用本中文译本，请注明该文的原著作机构及译者信息。

泰戈尔说：“不是世界欺骗了我们，而是我们误读了世界。”其实我们对中医同样也充满了误读。

中药没有副作用？

前一段时间方舟子“中医根本不是‘伪科学’，它连‘科学’都谈不上”的言论一时引起轩然大波。传统的中医界和几乎所有的支持中医学的人群起而攻之，口诛笔伐。不过又有多少人去考虑过方舟子的这段话的真正含义呢。与此类似的是其实问“中药有没有副作用”的人几乎没有人知道“副作用”和中药的关系。

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白什么是“中药”和“副作用”。中医学界比较通行的认识是“以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的药物”。那么什么又是“副作用”呢？在药理学的教科书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病人在使用相关药物以后，出现的与治疗目的并无直接相关的症状与反应。”其实我们从副作用的出处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副作用其实现代西方医学的概念，产生自医学界对药物作用的认识。和一般人的负面认识不同，其实副作用本身并无绝对好坏之分，只是和用药的目的相关。一个最好的例子是现在市面上一种火爆的减肥产品：“曲美”。其实曲美最主要的成分原本是作为一种精神类药物——因为其有比较轻微的精神的兴奋作用。在临床试验当中发现它的精神作用实在是过于微弱，不太适合用于精神疾病的治疗，令人意想不到是受试的病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体重减轻情况，具体分析才发现，原来这种药物具有轻微的抑制食欲的副作用。如果把它作为减肥药物实在是非常的理想：轻微的抑制食欲，另外它本身的轻微的精神兴奋作用有减少了因为摄食不足的精神萎靡的情况。原本的“副作用”就变成主要的作用，所以副作用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是和用药的目的相关罢了。

因为在中医理论体系当中，的确没有副作用这样的认识，自然也不会有相关的概念产生。用方舟子的思路，当然也可以说中药没有“副作用”。正如“东西方永远不可能交汇”一样，“中药”和“副作用”这样来自两个知识理论体系的概念混在在一起很难道得明，说的清。从现代药理学的角度上说，药物的基本作用是通过作用于体内相应的靶位加强（诱导）或者削弱（抑制）人体正常的生理机能以达到治疗的目的，而现代化学药物多是单一化学成分作用靶位相对单一，所以就非常明确何者是治疗作用，何者是副作用，而中药大多都是多位天然药物，而每种药物的化学成分又成千上万，就算是利用现代技术也根本无法分得清除何者是副作用何者是治疗作用，何况在中国古代。所以在中医理论当中自然无法产生“副作用”这样的概念。不过从中医理论出发我们仍然可以找到

其实一般提出“中药有没有副作用”这个命题的人真正想问的是“中药有没有毒性”。答案当然是相当肯定的，绝对有！以中药的理论中“相杀”的用药原则为例：一种药物能消除或减弱另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如防风杀砒霜毒，绿豆杀巴豆毒等。就很清楚的表明中药绝对不是“纯天然药物，无毒无害，有病治病，无病健身”。尽管真的中医学界对这个问题是相当的清醒的，但是一度“中药无毒无害，有病治病，无病健身”的说法在普通民众当中流传甚广。

“是药三分毒”，既然有这样的民谚，那么“中药无毒”的理念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首先是大家对“天然”的理解上的偏差。说来有点滑稽，上个世纪当“尼龙”等等人造织物刚刚上市时成为人们追逐的时尚以后，一时间大家对“人造”这个词避之唯恐不及，同时又对“天然”的物品顶礼膜拜，一时间似乎天然的蚊子吸血也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一旦何种东西成为崇拜的“图腾”那么要能够很清楚的认识它，便不是那么容易了。在九十年代末，连一向以“理性”著称的英国人也被中药“天然”的光环眩晕了眼，一度误认为中药绝对无毒，直到爆出了因为服药而中毒，肾衰竭，甚至死亡的事件以后又视中医为毒蛇猛兽。“天然”的未必代表无毒无害，其实这样的错误的观念多少来自于各式各样的铺天盖地的商业炒作。不过不能够及时让更多的普通人认识到这一点，恐怕长久而言，对于中医的发展也是一个极为不利的隐患。

另外一点，我个人觉得这种“中药无毒”的理念还来自于“药食同源”的传统理念。我们在各种各样的餐饮店都能品尝到琳琅满目的药膳食物。甚至平常人家也喜爱各种各样的，比如各种药膳汤，枸杞，当归，党参炖鸡汤等等。就连在学校的食堂卖的鸡腿炖汤也会有少量的上述的各种药材。许多人比较喜欢的八宝粥当中的“薏仁，莲子，桂圆”等等均是可以入药的。正是在生活当中的这样的经验，让许多的人产生了“中药无毒”的错觉：既然我们的中药可以当成一般的食物食用，又怎么称得上有毒呢？

因为有了“中医”我们民族才得以存活？

在论及中医的好处的时候，许多的人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我：在我们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当中，真正有了现代医学的时间不过百年，如果没有了中医我们民族如何繁衍生息到如今？言下之意，我们正是由于有了中医才能够存活到现在。在这里我无意否定中医的伟大，但是这样“非中医不能活”的思维方式的确显得太过简单一点。那么我们按照这样的思维，在中医出现之前，人类繁衍生息的几百万年当中，甚至连现在意义上的中医也没有，我们的祖先正是靠着各种崇拜巫术来医治各式各样的疾病，那么能说我们的祖先是靠着崇拜和巫术存货到现在的么？再加以推而广之：在自然环境当中的各种动植物，它们的生存繁衍又是靠着何种医学呢？

事实上，即便是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的医学， 我们人类作为整体来说依然能够存活到今天，不过整个民族的生存过程变成了赤裸裸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罢了。

我无意亵渎我们的“中医”，只是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清醒的认识自己祖先留下的文化，又何来发扬光大之说？为了中医的推广而对中医加以神化是自欺欺人，当神化的光环退去的时候，必然导致另一个极端——妖魔化，在英国发生的惨痛教训便是这样：在经历90年代末期的鼎盛时期后，在英国现在中医的推广举步维艰，甚至对来自中国的中草药也戴上了有色眼镜，实在是得不偿失。

不是中医欺骗了我们，而是我们误读了中医？

 

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喜欢看《百家讲坛》，每天吃过午饭，都要死皮赖脸地在老妈尚未看完她的王牌节目——别离小撒主持的《今日说法》转到《百家讲坛》，天天如此，乐此不疲。关于这一点老爸有个基本的评价：现在的这个讲坛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迎合了懒人的需求：不用自己读书，而听这些教授“说书”。我笑而不答，自个人儿听我自己的。

应该说我是百家讲坛的老听众了，目睹了百家讲坛的变化。从现在的讲坛的片头（这个片头自我的记忆以来似乎从来就没有变化过）来看，制片人是想把讲坛打造成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理工农医，无所不包”的大讲堂，丁肇中，杨振宁是物理界的巨擘，蒙代尔是经济学的权威，比尔盖茨则是知识经济的的天之骄子，周汝昌则是国内红学的国宝级人物。。。。。。我想这样的定位着可能是受了《凤凰大讲堂》的影响，不过似乎栏目的发展和这个最初的定位并不完全吻合。

最开始记忆当中，讲坛的内容以自然科学的内容居多，而且大多和该领域的前沿相关，我能够记得的一期是重庆大学一个教授所做的关于“组织工程”的讲座，从背景来看，那次开坛的地点是在大学当中，而后录制播放。由于当时竞赛的缘故，对该领域的课题比较感兴趣，而且开坛的教授讲到可以通过组织工程培养出“人造屁股”作为柔软透气舒适的坐垫，所以我是饶有兴致的听完了整期讲坛。不过这样情况并不常见，因为大多数的讲座都是直接录制于大学教堂，相当于直接把大学的导论课直接搬到了电视银屏上，内容显得专业而艰深，所以这个阶段对于讲坛我是少有问津。由于题材和内容的限制，这个讲坛实际的受众范围有限，影响甚微。我把这个时期称为“象牙塔期”。

接下来一个时期我把它称“文化启蒙与文化的重拾期”，这个时候的百家讲坛争议不断，其实争议的背后代表的是其影响的逐渐扩大，在记忆当中第一个引起波澜的是刘心武的讲《红楼梦》。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真正看过刘心武的讲座，倒是无意间看到过一些评论。因为我对《红楼梦》本身没有什么研究，因为它在我小时候在我幼小的心灵当中产生了相关的阴霾——小孩子哪懂得百转柔情，生死相许；哪懂得人情世故；更那懂得字里行间“滴滴血和泪”呢，所以从小我的心里《红楼梦》就是“无聊”的代名词，这种情阴霾笼罩了很久。加之到本该“花季雨季，情窦初开”之时，我却浸淫在自己成长的痛苦当中，哪有心思顾及宝哥哥和林妹妹的爱恨生死？我想自己一生的不学无术正是在那个时期奠定了基础。“可怜他人”其实是一种很伟大的情感，正所谓“英雄惜英雄”，小人是不会去可怜他人的，正如我一般。 总之我是没怎么读过红楼梦的，直到最近断断续续读过一些个章节。 似乎针对刘心武的批评的中心在于他本身不是研究“红学”出身，只是一个作家——可惜想我这样惯于不学无术的青年除了中学看到同寝室的同学读读《挪威的森林》自己是很少正儿八经的读读文学作品的，而且似乎在我上大学之前的教育当中，“当代文学”的概念还基本上停留在《谁是最可爱的人》《暴风骤雨》上，当代之后便是“新概念一代”的——现在很多人原意把他们称为“80后”，我仍然固执地把他们称为“新概念一代”。现在是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速度快得来撕裂了过去与现在，于是乎我们对所谓的“当代文学”与现在的“##一代”一无所知，所以我想不知道刘心武或者没有读过他的作品的，在我的同龄人当中肯定不在少数——这算是给我自己开脱。不过虽然我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倒也并不能改变他是一个作家的事实，另外一个确凿的事实他不是一个红学家。虽然我没有读过《红楼梦》，曾经一度觉得它无聊，不过我知道有无数的人读它读得如痴如醉，而且知道它博大精深，以至于成“学”，而且知道有这么一批专门研究它的“红学家”。惭愧的是我能说的出名的只有一位“周汝昌”就是百家讲坛片头的那位老者。然而却并未拜读过他老人家的红学著作，不过认识他老人家倒还算早，小学不知道几年级语文课本上有这么一篇文章《谈笑》，倒是记得是出自他老人家的手笔，那时不知道“薛大呆子”是何许人也，不过倒是第一次听说了笑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当时顿时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惊叹于前人竟能使用“解颐”这样极为不寻常的词来表达“笑”这样极为寻常之事。

说了这么多，总之，我没有系统的读过《红楼梦》，更没有读过相关的红学著作，同时也不了解刘心武这个人，更没有听过他相关的讲坛，但是恰恰是我这个这个方面一无所知的人都能知道刘心武在百家讲坛开坛讲《红楼梦》说明了问题：百家讲坛正从“阳春白雪”变成广为流传的“下里巴人”，其影响和受众面正在扩大。

我想在这个时期，我看得比较多的是金正昆的《讲礼仪》，尽管我向来比较讨厌各种各样的繁文缛节，不过在金教授的生动实例面前还是彻底的缴械投降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 中国是礼仪之邦，但是这里的“礼仪”确是一系列的维持封建等级制度的行为准则，当这一系列的等级制度被打到以后，我们似乎又走到另外的一个极端，忘记了除了阿谀奉承，虚与委蛇之外，还要有表达基本尊重，关爱，鼓励的“礼仪”。我想金正昆教授的那一套礼仪规范又是如何得来的呢？我觉得不外乎大致有两个来源：外交礼仪和职场社交礼仪。现在我们所遵循的一系列外交礼仪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建立的，而职场的社交礼仪又是国外白领的基本社交礼仪，所以整个学习“礼仪”的过程其实是学习现代社交礼仪的过程，此“礼仪”非彼“礼仪”也。学习现代的社会规范，实际上是国人逐渐融入世界的过程吗，而这显然，我们都还是处在启蒙的阶段，这就是我把这个时期称为“启蒙期”的重要原因。

另外真正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是于丹的《论语心得》。我想于丹的火热甚至成为一种现象的原因，是一种国人文化自信的恢复。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直警醒着“落后就要挨打”，其实是因为“落后”，国家民族在这段时间一直“挨打”。从“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到“全盘西化”，民族的自尊心从顶峰跌落到低谷，尽管中华文明凭借这其几千年来的坚强韧性很大程度上说仍然生存到了今天，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西化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以致于“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过去，在真正的看到重新认识的过去的时候，就像过去的看到陌生人一样稀奇”，或者说仿佛我们通过考古看到了一个从来没有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新鲜。 这样的说法无疑是显得比较的激进，其实我倒是觉得作为一个民族，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民族的文化，不过是在强势的西方文明的面前收敛了自己的文化，试想一个自认为衣衫褴褛的人是很难有信心和勇气向其他的他认为衣着光鲜的的人群炫耀自己的衣着的。只不过随着国家的发展，国人信心重拾。

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文化，只不过在近现代的情况，把这种文化隐秘在心中并践行着这种文化。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已经“全盘的西化”那么我们取得发展，求得了生存，反过来恰恰说明我们过去的文化是落后的文化，是要消亡的文化，还有什么必要把它重拾起来，又加以发扬光大呢？大家心照不宣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的文化仍然生活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并且不断的生根发芽，只是现实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朗，于是文化本身的张扬的个性就暴露出来了，对于文化而言，要么消亡，要么发扬光大，一种隐秘的生存状态是无法长久的。 现实的乐观状态使得我们有信心把自己的内心剖析出来，认识作为中国文化人的内心世界。 我想这是于丹如此广泛受到关注的原因。

说到于丹现象是一种文化启蒙现象是因为它展示了作为传统的中国背景的人开始有勇气真正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并且让更多的人开始走上这样的道路；说它是一种文化的重拾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启蒙是通过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拾掇来完成的，这一点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如果我们真的接受这样的现象类似于“文化复兴”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接受下一个事实，那就是这种文化的重拾其实并不是要让真正的文化的主题成为考古，而是文化的重新阐释，表达新的主题，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是简单的回归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虽然说于丹是要我们使用学会通过学习《论语》从而学会净化自己的心灵，学会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用早在几千年前的孔子的思想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现在问题，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明孔子的伟大，其实另一方面我更相信是因为今人在自己的灵魂当中找到了适合这个全新时代的文化属性，即我们已经重塑了自己的文化形态以适用于全新的时代发展，并将其重新阐释和表达。尽管是一种重新的阐释，不过参考“文艺复兴”的说法，我还是原意把这个现在的过程称为“文化重拾”。

关于这里的文化启蒙，除了让自己的传统的文化重新受到关注以外，我个人认为还要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或者作用，那就是大众的文化觉醒。很显然，于丹的讲座就其讲座本身而言通俗易懂，其实际的效果也是在整个社会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的。关于文化的大众的启蒙我想现在还对它持有反对态度的人是很少的，也就是文化的普及才是社会前进的方向。 反之，文化只是限定在少数人的范围以内流传是令人悲哀的。 但是这种影响与普及的一个问题是：万一这个传播文化的传播者所传播的文化与理念本身就有问题呢，岂不是“以讹传讹”？和文化只是局限在小范围内相比，这样对社会的破坏岂不是更大？

前一段时间，传出“十博士挑战于丹”的问题，虽然我没有真正的了解相关的新闻，但是想来这传说中的十个博士也是打着“防止以讹传讹”的旗号来挑战的，不过问题是：有道理的话，一个人表明意见便好，何必“雄赳赳气昂昂”，像群“小混混”似的，以众敌寡呢？ 同时十个人，想来这样的姿态是要表明人数众多，人多便理直气壮，但是问题是“有理不在人多”，想来他们不敢单挑，恐怕是底气不足——正所谓“乌合之众”，“乌合”以“成众”方能壮胆。更何况学术上的问题向来是“见仁见智”，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这就是学术上的“民主”，而“民主”的重要的原则是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这样以“人多压人”的学术争鸣实在是让人心生厌恶！

其实那种因为担心错误的思想被广泛传播而对于丹一族态度有所保留的人，是有着很深的“精英情节”的，当然和“精英情节”相伴的必然有另外一种情节“草根情节”——笔者认为草根情节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以草根为荣，另外的一种是以草根为不齿，当然我所说的和“精英情节”相伴的人自然是后者。 在这种人的眼里，大众是没有自己的思想的，一个传道者便可以搞掂所有的人，他哪怕是胡说八道，作为大众的听众也是不会提出任何的疑议，而点头称是。于是作为“传道授业”的文化人的正确和错误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但是问题是由谁会不犯任何错误的呢？解决的方案就是少发言，正所谓“言多必失”，“圣贤之说”最好还是在小圈子里面互传好了，毒害也不过局限在小范围内，也造不成什么危害。看来这样的逻辑倒是一气呵成，但是问题是真的是这样么？首先一个要提出的问题是：大众真的是愚昧无知到只能为“百家讲坛”者是听么？他们真的无法对其做出任何判断么？中世纪时罗马教会能够控制西欧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蛮荒的西欧，只有他们能够掌握拉丁语，从而表达上帝的旨意，世俗的人是无法对他们的阐释提出任何质疑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相关的学识，也就是说这种唯权威是瞻的情况完全是因为听从的一方不具备对权威一方的观点加以检验的知识或者信息储备，或者简言之，就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那么我们来看现在的情况呢：现在我们还能说谁绝对的掌握某种信息储备而其他人无法接触到么？具体而言，于丹教授作为观点支撑的文献是可以查证的，也就是说听众是完全能够通过自己手中的知识或者信息资料对其所宣扬的加以检验或者验证。也许有人会说，“术业有专攻”，开坛的人毕竟不可能和听众的信息来源是完全对称的。的确如此，但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虽然在听坛的那一瞬间，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存在的，但是如果听众想对讲授人讲授的内容加以检验，那么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得到弥补的——即他们可以很容易的找到相关的资料，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得益于社会整体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出版传媒，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传播媒体的发展。

所以剩下的一个问题是：听众会不会去主动检验开坛的人的观点和学说呢？同样，对这个问题心存疑虑的也是那种“精英情节”深重的人，因为对于一般的人，答案相当的明显：“相信群众”。现在的大众不会只是满足于别人的传授，布道，他们渴望求证，渴望验证，一旦有机会他们会迫不及待的思考检验自己听到的观点，在他们的心中有自己的标准和价值判断——不盲从，不迷信这是现代人最基本的特征，反过来说担心错误思想流传于世的“精英人士”他们还生活在遥远的过去。

“谣言止于智者”，单个的听众也许会犯许多的错误，也许他们也会成为“以讹传讹”的力量之一，但是作为整体的大众绝对是具有理性思维，能够独立正确的判断谬误的“智者”， 所以把一个人的宣讲中的部分错误的观点视为洪水猛兽而担心不已，就是那些把大众视为“蠢蛋”而自以为精英的“蠢蛋”。这个道理我想可以用“维基百科”的例子加以佐证。维基百科最初推出的时候，简直就是“惊世骇俗”，原因是它的绝对的开放性——任何人，或者说任何能够登录百科的并且能够输入的人都可以编辑或者修改百科上的任何内容。然而作为百科全书而言，最重要的是它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而这两个性质就传统的观点而言，我们看不到它们和百科的绝对的开放性之间有任何的兼容性。为了保证全书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传统的做法是在各个领域物色一批各自领域的专家甚至是权威编撰相关的词条，当然这种做法公认的最优秀的成果是由英国编撰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尽管现在的的《大不列颠百科》的也有电子文档版本的，甚至有以数据库为载体提供在线服务的，并且实时加以更新，但是由专家和权威来编辑词条的传统却从来都没有动摇过。那么两个百科全书的发展的现状呢？相关的统计数字表明，现在维基的词条数目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大不列颠的数目，而且前者的数量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后者，得益于前者的开放性，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的缘由。但是让人很吃惊是根据《自然》杂志发表的结果，根据统计的结果维基的词条的整体的正确性与准确性竟然与大不列颠相当！其实在创始人在退出维基之时就揭开了维基保证其正确性的秘密：即便是在绝对的开放的前提下，有人故意甚至是恶意的编撰词条，将会同样由于绝对的开放性而迅速的得到删除或者修正。 我们可以发现，支撑维基创始人创建维基的哲学理念正是：大众作为一个整体，它是智者，是权威，能够自我的纠错，而不需要另外有一个权威来告诉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误的。

百家讲坛的最大的意义并非给观众提供一个绝对权威的结论，而是给大众提供一个文化的平台，引导他们去思考，去品味，去探究百家文化，普及文化知识的同时实现大众的文化意识的觉醒，这就是讲坛的文化启蒙的意义之所在。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启蒙有“自上而下”的意味在其中，但是不要低估觉醒者的判断和思想的力量。 和这种启蒙的相比，知识本身倒并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并不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能够保证他所传播的观点和知识完全正确，害怕错误而让这些观点局限于小小的学术圈而远离大众，可以被称为“学术上的鸵鸟政策”——受众能够加以辨别和判断，而不用担心他们会盲从，这一点笔者在前面已经详细的阐述了。关于讲坛的文化普及的意义，我们倒是可以联想到另外的一个人：余秋雨。

绝大多数人了解余秋雨都是通过他的一本书《 文化苦旅》开始的，我也不例外；不过有意思的是似乎在我真正接触到这本书之前，我倒是先接触到的是文化界对余秋雨和他的这本书的口诛笔伐，从而激发了我的好奇，跑到书店一睹为快。多少有点青春懵懂，年少无知的初一学生居然认真的在书店一口气看完了全书的大部分。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发现：批评余秋雨的声音，不外乎两种：其书系中文化常识的问题（比如余秋雨认为吕洞宾是道教的始祖），比如文章的遣词造句的问题（以《咬文嚼字》的主编的《石破惊天逗秋雨》一书为大成）。这些批评的人的严谨求证的态度值得尊敬（当然批评的人也不乏心怀嫉妒，或者希望通过批评炒作走红之辈，不在本次讨论之列），但是这种反应无疑是有点过敏的味道。 这些批评的声音的背后都有一个理念在支撑：由于余秋雨的书在青少年当中有极为广泛的影响，而青少年由于信息的缺少，很容易对书中的内容不加辩驳的全盘接受。事实上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看余秋雨的书真正最大的体会是为我们失去的文化瑰宝痛心棘手，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文化情怀，第一次发现有如此多的文化瑰宝需要自己去珍视，去爱护，在这个时候文中存在问题——这本来是我看这本书的本来的目的——倒是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其实这种效应完全称得上是一种文化的启蒙，至于真正文化的真相，难道一个真正对文化产生了热爱的人会缺少“辨伪存真”的热情？倒是那些对文化本身没有任何热情的才会真正的人云亦云，成为以讹传讹的帮凶。

其实余秋雨作为文化的启蒙者的意义和地位笔者认为倒是颇似于丹，所不同是前者是通过著书立说，而后者却是通过电视媒体发表公众演讲的方式。 颇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人真正的研究的方向都是大众传媒——余秋雨是研究电视传媒的，而于丹却是传播媒体学的博士出身。曾经一度批评余秋雨的声音高涨，说他不潜心学术反而平平在电视媒体上露脸作秀，多少让人想起现在有很多人把易中天先生称为“学术超男”，其实不过是因为当时尚没有超男问世，其实当时批评和嘲讽余秋雨的声音和易中天先生被称为“学术超男”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这种声音是如此至强烈以至于余秋雨在其书中不得重申批评者几乎已经忘记的事实：那就是余秋雨真正的研究方向恰恰正是”电视传媒”，所以在电视上露脸不过是其“老实本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怎么作秀，怎么露脸都是不为过的。 当然还是有人会批评说，研究电视媒体的人不一定要天天上电视，就像品尝鸡蛋的人不用自己亲自下蛋一样，这样的说法固然不错，但是一个事实是，如果这个会品尝鸡蛋的同时又能够下蛋，岂不是一件更好的美事？所以从专业的角度上说我们还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更多的共同之处：其实他们的所传播的文化内容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的发现和很是原创的文化的感悟”，相反很大程度上他们所宣讲都是普遍得甚至在一定的时期内在学术界显得流俗的观点和内容，余秋雨谈的莫高窟，在文化界很难说它不是一个被嚼烂了的文化题目，很难说在其文章里面在学术界提到了真正鲜为人知的事实，更难说表达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文化发现，全书表达的不过是一种能够唤醒大众的文化的情怀；同样的于丹教授所讲的《论语》也是基本上坚持了我们传统文化当中认为其在书中所要表达观点，不过是在表述上更加的适合现代大众的理解的口味罢了，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创新的话，无非是在讲述当中潜移默化的加入了现代人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这样的“创新”称得上对论语的重新阐释，但是其重新的阐释的现代内容不过是我们公认的现代的行为道德准则，不过是通过论语作为载体重新表达而已，很难被称为“学术上的原创性”。但是在学术上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性，但是并不能抹杀他们的作为的文化意义，那就是通过大众的媒体对其进行文化启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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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小小的汇总~

所以剩下的一个问题是：听众会不会去主动检验开坛的人的观点和学说呢？同样，对这个问题心存疑虑的也是那种“精英情节”深重的人，因为对于一般的人，答案相当的明显：“相信群众”。现在的大众不会只是满足于别人的传授，布道，他们渴望求证，渴望验证，一旦有机会他们会迫不及待的思考检验自己听到的观点，在他们的心中有自己的标准和价值判断——不盲从，不迷信这是现代人最基本的特征，反过来说担心错误思想流传于世的“精英人士”他们还生活在遥远的过去。

“谣言止于智者”，单个的听众也许会犯许多的错误，也许他们也会成为“以讹传讹”的力量之一，但是作为整体的大众绝对是具有理性思维，能够独立正确的判断谬误的“智者”， 所以把一个人的宣讲中的部分错误的观点视为洪水猛兽而担心不已，就是那些把大众视为“蠢蛋”而自以为精英的“蠢蛋”。这个道理我想可以用“维基百科”的例子加以佐证。维基百科最初推出的时候，简直就是“惊世骇俗”，原因是它的绝对的开放性——任何人，或者说任何能够登录百科的并且能够输入的人都可以编辑或者修改百科上的任何内容。然而作为百科全书而言，最重要的是它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而这两个性质就传统的观点而言，我们看不到它们和百科的绝对的开放性之间有任何的兼容性。为了保证全书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传统的做法是在各个领域物色一批各自领域的专家甚至是权威编撰相关的词条，当然这种做法公认的最优秀的成果是由英国编撰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尽管现在的的《大不列颠百科》的也有电子文档版本的，甚至有以数据库为载体提供在线服务的，并且实时加以更新，但是由专家和权威来编辑词条的传统却从来都没有动摇过。那么两个百科全书的发展的现状呢？相关的统计数字表明，现在维基的词条数目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大不列颠的数目，而且前者的数量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后者，得益于前者的开放性，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的缘由。但是让人很吃惊是根据《自然》杂志发表的结果，根据统计的结果维基的词条的整体的正确性与准确性竟然与大不列颠相当！其实在创始人在退出维基之时就揭开了维基保证其正确性的秘密：即便是在绝对的开放的前提下，有人故意甚至是恶意的编撰词条，将会同样由于绝对的开放性而迅速的得到删除或者修正。 我们可以发现，支撑维基创始人创建维基的哲学理念正是：大众作为一个整体，它是智者，是权威，能够自我的纠错，而不需要另外有一个权威来告诉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误的。

百家讲坛的最大的意义并非给观众提供一个绝对权威的结论，而是给大众提供一个文化的平台，引导他们去思考，去品味，去探究百家文化，普及文化知识的同时实现大众的文化意识的觉醒，这就是讲坛的文化启蒙的意义之所在。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启蒙有“自上而下”的意味在其中，但是不要低估觉醒者的判断和思想的力量。 和这种启蒙的相比，知识本身倒并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并不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能够保证他所传播的观点和知识完全正确，害怕错误而让这些观点局限于小小的学术圈而远离大众，可以被称为“学术上的鸵鸟政策”——受众能够加以辨别和判断，而不用担心他们会盲从，这一点笔者在前面已经详细的阐述了。关于讲坛的文化普及的意义，我们倒是可以联想到另外的一个人：余秋雨。

绝大多数人了解余秋雨都是通过他的一本书《 文化苦旅》开始的，我也不例外；不过有意思的是似乎在我真正接触到这本书之前，我倒是先接触到的是文化界对余秋雨和他的这本书的口诛笔伐，从而激发了我的好奇，跑到书店一睹为快。多少有点青春懵懂，年少无知的初一学生居然认真的在书店一口气看完了全书的大部分。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发现：批评余秋雨的声音，不外乎两种：其书系中文化常识的问题（比如余秋雨认为吕洞宾是道教的始祖），比如文章的遣词造句的问题（以《咬文嚼字》的主编的《石破惊天逗秋雨》一书为大成）。这些批评的人的严谨求证的态度值得尊敬（当然批评的人也不乏心怀嫉妒，或者希望通过批评炒作走红之辈，不在本次讨论之列），但是这种反应无疑是有点过敏的味道。 这些批评的声音的背后都有一个理念在支撑：由于余秋雨的书在青少年当中有极为广泛的影响，而青少年由于信息的缺少，很容易对书中的内容不加辩驳的全盘接受。事实上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看余秋雨的书真正最大的体会是为我们失去的文化瑰宝痛心棘手，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文化情怀，第一次发现有如此多的文化瑰宝需要自己去珍视，去爱护，在这个时候文中存在问题——这本来是我看这本书的本来的目的——倒是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其实这种效应完全称得上是一种文化的启蒙，至于真正文化的真相，难道一个真正对文化产生了热爱的人会缺少“辨伪存真”的热情？倒是那些对文化本身没有任何热情的才会真正的人云亦云，成为以讹传讹的帮凶。

说到于丹现象是一种文化启蒙现象是因为它展示了作为传统的中国背景的人开始有勇气真正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并且让更多的人开始走上这样的道路；说它是一种文化的重拾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启蒙是通过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拾掇来完成的，这一点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如果我们真的接受这样的现象类似于“文化复兴”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接受下一个事实，那就是这种文化的重拾其实并不是要让真正的文化的主题成为考古，而是文化的重新阐释，表达新的主题，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是简单的回归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虽然说于丹是要我们使用学会通过学习《论语》从而学会净化自己的心灵，学会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用早在几千年前的孔子的思想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现在问题，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明孔子的伟大，其实另一方面我更相信是因为今人在自己的灵魂当中找到了适合这个全新时代的文化属性，即我们已经重塑了自己的文化形态以适用于全新的时代发展，并将其重新阐释和表达。尽管是一种重新的阐释，不过参考“文艺复兴”的说法，我还是原意把这个现在的过程称为“文化重拾”。

关于这里的文化启蒙，除了让自己的传统的文化重新受到关注以外，我个人认为还要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或者作用，那就是大众的文化觉醒。很显然，于丹的讲座就其讲座本身而言通俗易懂，其实际的效果也是在整个社会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的。关于文化的大众的启蒙我想现在还对它持有反对态度的人是很少的，也就是文化的普及才是社会前进的方向。 反之，文化只是限定在少数人的范围以内流传是令人悲哀的。 但是这种影响与普及的一个问题是：万一这个传播文化的传播者所传播的文化与理念本身就有问题呢，岂不是“以讹传讹”？和文化只是局限在小范围内相比，这样对社会的破坏岂不是更大？

前一段时间，传出“十博士挑战于丹”的问题，虽然我没有真正的了解相关的新闻，但是想来这传说中的十个博士也是打着“防止以讹传讹”的旗号来挑战的，不过问题是：有道理的话，一个人表明意见便好，何必“雄赳赳气昂昂”，像群“小混混”似的，以众敌寡呢？ 同时十个人，想来这样的姿态是要表明人数众多，人多便理直气壮，但是问题是“有理不在人多”，想来他们不敢单挑，恐怕是底气不足——正所谓“乌合之众”，“乌合”以“成众”方能壮胆。更何况学术上的问题向来是“见仁见智”，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这就是学术上的“民主”，而“民主”的重要的原则是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这样以“人多压人”的学术争鸣实在是让人心生厌恶！

其实那种因为担心错误的思想被广泛传播而对于丹一族态度有所保留的人，是有着很深的“精英情节”的，当然和“精英情节”相伴的必然有另外一种情节“草根情节”——笔者认为草根情节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以草根为荣，另外的一种是以草根为不齿，当然我所说的和“精英情节”相伴的人自然是后者。 在这种人的眼里，大众是没有自己的思想的，一个传道者便可以搞掂所有的人，他哪怕是胡说八道，作为大众的听众也是不会提出任何的疑议，而点头称是。于是作为“传道授业”的文化人的正确和错误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但是问题是由谁会不犯任何错误的呢？解决的方案就是少发言，正所谓“言多必失”，“圣贤之说”最好还是在小圈子里面互传好了，毒害也不过局限在小范围内，也造不成什么危害。看来这样的逻辑倒是一气呵成，但是问题是真的是这样么？首先一个要提出的问题是：大众真的是愚昧无知到只能为“百家讲坛”者是听么？他们真的无法对其做出任何判断么？中世纪时罗马教会能够控制西欧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蛮荒的西欧，只有他们能够掌握拉丁语，从而表达上帝的旨意，世俗的人是无法对他们的阐释提出任何质疑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相关的学识，也就是说这种唯权威是瞻的情况完全是因为听从的一方不具备对权威一方的观点加以检验的知识或者信息储备，或者简言之，就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那么我们来看现在的情况呢：现在我们还能说谁绝对的掌握某种信息储备而其他人无法接触到么？具体而言，于丹教授作为观点支撑的文献是可以查证的，也就是说听众是完全能够通过自己手中的知识或者信息资料对其所宣扬的加以检验或者验证。也许有人会说，“术业有专攻”，开坛的人毕竟不可能和听众的信息来源是完全对称的。的确如此，但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虽然在听坛的那一瞬间，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存在的，但是如果听众想对讲授人讲授的内容加以检验，那么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得到弥补的——即他们可以很容易的找到相关的资料，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得益于社会整体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出版传媒，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传播媒体的发展。

 

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喜欢看《百家讲坛》，每天吃过午饭，都要死皮赖脸地在老妈尚未看完她的王牌节目——别离小撒主持的《今日说法》转到《百家讲坛》，天天如此，乐此不疲。关于这一点老爸有个基本的评价：现在的这个讲坛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迎合了懒人的需求：不用自己读书，而听这些教授“说书”。我笑而不答，自个人儿听我自己的。

应该说我是百家讲坛的老听众了，目睹了百家讲坛的变化。从现在的讲坛的片头（这个片头自我的记忆以来似乎从来就没有变化过）来看，制片人是想把讲坛打造成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理工农医，无所不包”的大讲堂，丁肇中，杨振宁是物理界的巨擘，蒙代尔是经济学的权威，比尔盖茨则是知识经济的的天之骄子，周汝昌则是国内红学的国宝级人物。。。。。。我想这样的定位着可能是受了《凤凰大讲堂》的影响，不过似乎栏目的发展和这个最初的定位并不完全吻合。

最开始记忆当中，讲坛的内容以自然科学的内容居多，而且大多和该领域的前沿相关，我能够记得的一期是重庆大学一个教授所做的关于“组织工程”的讲座，从背景来看，那次开坛的地点是在大学当中，而后录制播放。由于当时竞赛的缘故，对该领域的课题比较感兴趣，而且开坛的教授讲到可以通过组织工程培养出“人造屁股”作为柔软透气舒适的坐垫，所以我是饶有兴致的听完了整期讲坛。不过这样情况并不常见，因为大多数的讲座都是直接录制于大学教堂，相当于直接把大学的导论课直接搬到了电视银屏上，内容显得专业而艰深，所以这个阶段对于讲坛我是少有问津。由于题材和内容的限制，这个讲坛实际的受众范围有限，影响甚微。我把这个时期称为“象牙塔期”。

接下来一个时期我把它称“文化启蒙与文化的重拾期”，这个时候的百家讲坛争议不断，其实争议的背后代表的是其影响的逐渐扩大，在记忆当中第一个引起波澜的是刘心武的讲《红楼梦》。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真正看过刘心武的讲座，倒是无意间看到过一些评论。因为我对《红楼梦》本身没有什么研究，因为它在我小时候在我幼小的心灵当中产生了相关的阴霾——小孩子哪懂得百转柔情，生死相许；哪懂得人情世故；更那懂得字里行间“滴滴血和泪”呢，所以从小我的心里《红楼梦》就是“无聊”的代名词，这种情阴霾笼罩了很久。加之到本该“花季雨季，情窦初开”之时，我却浸淫在自己成长的痛苦当中，哪有心思顾及宝哥哥和林妹妹的爱恨生死？我想自己一生的不学无术正是在那个时期奠定了基础。“可怜他人”其实是一种很伟大的情感，正所谓“英雄惜英雄”，小人是不会去可怜他人的，正如我一般。 总之我是没怎么读过红楼梦的，直到最近断断续续读过一些个章节。 似乎针对刘心武的批评的中心在于他本身不是研究“红学”出身，只是一个作家——可惜想我这样惯于不学无术的青年除了中学看到同寝室的同学读读《挪威的森林》自己是很少正儿八经的读读文学作品的，而且似乎在我上大学之前的教育当中，“当代文学”的概念还基本上停留在《谁是最可爱的人》《暴风骤雨》上，当代之后便是“新概念一代”的——现在很多人原意把他们称为“80后”，我仍然固执地把他们称为“新概念一代”。现在是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速度快得来撕裂了过去与现在，于是乎我们对所谓的“当代文学”与现在的“##一代”一无所知，所以我想不知道刘心武或者没有读过他的作品的，在我的同龄人当中肯定不在少数——这算是给我自己开脱。不过虽然我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倒也并不能改变他是一个作家的事实，另外一个确凿的事实他不是一个红学家。虽然我没有读过《红楼梦》，曾经一度觉得它无聊，不过我知道有无数的人读它读得如痴如醉，而且知道它博大精深，以至于成“学”，而且知道有这么一批专门研究它的“红学家”。惭愧的是我能说的出名的只有一位“周汝昌”就是百家讲坛片头的那位老者。然而却并未拜读过他老人家的红学著作，不过认识他老人家倒还算早，小学不知道几年级语文课本上有这么一篇文章《谈笑》，倒是记得是出自他老人家的手笔，那时不知道“薛大呆子”是何许人也，不过倒是第一次听说了笑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当时顿时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惊叹于前人竟能使用“解颐”这样极为不寻常的词来表达“笑”这样极为寻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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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日志写了有好几天了，突然发现越写越长。发现问题是也没有一个很固定的内容，笔者也不想把他限定在很局限的范围内，所以才有这样无法收尾的情况。索性把它当成一个系列来写，边写边发布好了。第一次发布的内容其实早在十多天前就完成了，虽然题目是《关于百家讲坛》其实今天发布的这一段更多是谈我自己，且把它作为第一期吧，按照现在写的内容，每天发布一期大概发布五期结束吧（算是给自己一个小型的发布会吧——举办方，听众都是我自己，呵呵^_^）。

电视新闻媒体呼吁：“血库告急，希望市民献血补足血库。”其实问题是市民是自己的考虑的。

首先，市民是担心献血对自己身体的危害，且不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血不恰当的重视，更让市民害怕的是染上艾滋病一类的传染病。 按理说只要在正常规法的献血程序下，发生这样的概率是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市民会把献血和传染这类的事情联系起来呢？稍微分析一下，最近几年时间，因为卖血导致整个村子群体染上艾滋病的事情时有发生，诸见报端，一般的人是很难具体弄清楚其中的缘由的，但是他们能够得出的印像是：用针头抽血是有可能传染上艾滋病的。

其次，市民自身对无偿献血本身操作程序存在疑虑：凡是无偿献过血的人都知道，无偿献血以后根据其献血的量，献血者本人（或者其家人）在一定时间或者终生都能够享受等量、数倍、甚至是不限量的免费用血。这本来是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一种补偿和鼓励。但是这样的鼓励和补偿就会让人产生疑虑：既然无偿献血的人能够免费的享受医疗用血，那么必然其他的人在用血的时候是要缴纳相应的费用的，也就是说是要“买血”的。可是问题是血本身的来源是“无偿”的（或者说是低成本的），那么很容易让人产生的的一个联想是：这中间环节必然产生一定程度的价值差，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这个假象的价值差称为“献血利润”。这样无论是对于无偿献血的血液使用者还是献血者都会产生疑问。血液的使用者会质疑相关部门收取相关的费用的正当性，而献血者更是怀疑自己的鲜血被用于某些部门的非法赢利。

再次，即便是所有的血液的使用都是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的，献血者和社会公众也很难有效的监督血液的使用情况。一方面血液的采集是无偿的，但是血液的使用却是有偿的，如何保证自己所献出的血液真正的进入公共血库，而造福其他人，而不是被采血的部门非法挪用，用于非法的牟利呢？因为一旦血液被采集，献血者很难知道自己所献出的血液的去向，更谈不上监督了。 如果一个人的眼睛被人遮蔽了，很难不让他对看不见的世界浮想联翩。

最后，很多人也有自己的想法的，既然血液的使用是有偿的为什么不让采血也变得“有偿”，这样既避免了相关部门人员，利用有偿和无偿之间的差价牟利，也有效的扩大了血液的来源，血库血液库存不足的情况也就迎刃而解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具有医学背景的人，我个人认为可以大致归纳一下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原因：

第一，市民缺乏公共意识，对相关的医学知识了解不够。

第二，无偿献血本身制度不完善，不透明。

第三，相关的主管部门没有认识到献血过程当中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相关问题上缺乏作为。

在真正的探讨这些原因之前我们首先要来回答几个问题：

1.为什么我们的血液的来源一定要通过无偿捐献，而不能采取有偿血液的买卖呢，正如前面所说的有偿会带来如此多的好处？

因为通过各国的卫生部门的实践经验来看，有偿买卖血液必然带来非法的采血，而非法的采血就必然伴随极大的传播血液传染病的隐患。在我们国家的农村出现的艾滋病村就是这中有偿血交易带来的非法采血从而导致的。这些血贩子为了最大程度的获取利润，不惜铤而走险，置卖血人的生命与健康而不顾，轻一点的不严格按照消毒程序，严重的多人共用一个注射器针头，而这些都是传染艾滋病的危险因素。 所以在采血过程当中被传染上艾滋病的情况才会时有发生。 真正的卫生部门的采血站是不太会出现这种事情的（前提是按照规范的操作的程序）。 但是一般的民众是不明白其中的问题的，所以就会产生这样的错误的印象：采血是个肮脏的过程，很有可能传播诸如艾滋病这样的血液传染病。所以无偿献血并非完全是一种对公民的道德的要求，更是血液采集的管理的必由之路。

2. 采血站和血库可能通非法出售血液获利么？

应该说这样的可能并不是完全没有的可能，之所以说并非完全没有，因为我们的现在的制度理论上市杜绝了这样的问题的发生的，但是由于我们的制度尚不完善，所以在我看来，仍然还是有这样的危险的。现在的医院的用血的合法的来源只可能有一个就是各级的血库，医院本身是没有采集血液的权力的， 同时血库的血液的唯一的合法来源也是无偿献血。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事实上买卖血液的市场是根本不存在的， 所以采血站和血库非法出售血液是不可能存在的。 那么为什么说仍然有这种危险呢？那是因为现在的医疗用血仍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都是无偿献血的来源，不然也就不会存在非法采集血液的黑市存在了，同时除了医疗终端医院的用药以外，随着生物制品的开发，各种生物制品的研究所和生物制品生产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也有可能通过非法的途径采取血液，所以如果相关的管理制度不到位的话，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3. 为什么血液的使用是要收取费用的？

笔者在去年献血的时候曾经非正式的问过血站的工作人员这个问题。当时工作人员的答复是：血液的采集，转运，保管，直到最后的使用，这些过程都是要耗费人力物力的，所以现在还不能做到完全免费的使用血液。 在笔者没有更加权威和全面的信息之前，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血站的采血和保存都是有卫生主管部门的专项拨款的，向血液的使用者收取费用，这必然会让公共对于采血机构的无偿性和公益性产生怀疑， 从而使得血液的来源成为问题。

 回答了上述的几个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回过来分析笔者在前面提出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公共意识和医学常识的问题。 在最开始提到但一笔带过的文化背景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稍微做分析。 在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当中，对身体（肉体）一直是很看重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定要好好保护，否则就是对父母的“不孝”，哪怕是头发也要悉心呵护。这个方面在小说《三国演义》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个例子是曹操兵败，自罪当死，结果“削须代罪”虽然今人看来实为狡诈虚伪，少两根胡须又能怎样呢？但是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也是有其道理的；另外的一个例子是曹操手下大将夏侯惇战斗中眼部中箭，夏侯惇立即将箭头连带眼球猛拔而出，自语“父精母血，岂可弃之”语毕将自己的眼球生吞而下。虽然小说当中情节有夸张虚构之嫌，但是至少能够体现出在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背景当中，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是不能随便丢弃的。 文化的惯性向来是强大的，所以“无偿献血”在现在首先要面临的是文化关，认识关。在这种文化的长期浸染之下，就可能产生许多的不恰当中错误认识：认为“失血”是一件如何“伤筋动骨”的大事，更何况失掉了整整一大袋的血？产生会不会“失眠健忘，头晕目眩，疲乏不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的丰富的联想。没有现代医学背景的人，是很难战胜由于文化的蒙蔽导致的错误的认识的，换言之，一方面有错误的文化背景影响的错误的认识，一方面又缺乏相关的正确的医学知识，这是公众在“无偿献血”的医学常识方面的问题。另外由于常常见到非法采血导致艾滋病等传染病的群体性蔓延的相关的报道，一般的公众很难知晓其中的缘由，就把采血和传染相关的疾病建立起了必然的联系，这个也和医学常识的缺失必然的相关。 另外的是公共意识的问题。本来“无偿献血”的直接获益者是整个社会的不定人群，换言之，究竟是谁使用了捐献的血液这个是捐献者无从知晓的，但是正像笔者在前面解释的“为什么不能采取有偿买卖血液”，其实无偿献血是为了杜绝非法的采血，也就是堵住了整个社会传染性血液病的传播源头，这个无疑是对社会所有的人群都是有利而无害的。但是要理解到这一点，必须对医学本身和社会的公共管理都有所了解的人才能做到，自然对于社会的绝大部分人群来说是困难的，自然的就不可能有这种公共意识的。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献血的制度不够完善，不够透明。

 最明显的问题就是献血的无偿性与使用血的有偿性的矛盾。正如前面所讲的，这样的安排必然使得公众产生反感：凭什么我献的血要拿给别人用来牟利？其实相信现在的卫生的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有其苦恼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卫生经费的不足，正如前面采血人员给笔者所作的非正式的回答一样，尽管采血本身的血液的来源是无偿的，但是在采血，保存，运输，转运都是需要消耗人力物力的，这就是血液使用者最终要承担的成本。但是我们自然会想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无偿献血是涉及到的是社会的公共卫生安全的问题的非赢利性的实业，为什么不由政府来支付这一笔费用呢？答案是政府有心无力，至少现在是这样的。作为卫生主管部门而言，由政府来全额支付相关的费用无疑是最好的方法，他们是太明白不过了，但是政府却没有这样做，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自认为“心有余而力不足”。

其实真正使用也变得“无偿”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正的使用无偿的话，那么反过来，我们给无偿献血者在需要的免费使用等量或者更多的血液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到了这里我们也会发现所谓的“无偿献血”其实也是有偿的，即：通过类似于“保险”的方式——献血者通过自己的献血相当于购买了保险，在需要的时候则获得相应的等量或者数倍于捐献的血液保险赔偿。如果本来血液的使用就是无偿的，那么自然献血者所获得的“保险赔偿”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了。那么在所有人群完全免费用血的前提下我们直接给献血者提供补偿么？那么这和有偿采血或者说买血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如果在完全免费的用血的情况下，不给献血者提供任何形式的补偿又是否已解决问题的答案呢？显然仅凭直觉我们就知道这是完全行不通的。

在献血的有偿与无偿之间，其实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下是充满了各种不同的变通的。就笔者的了解不同的学校，单位对于献血者的待遇是不同的，对于献血者提供数额不等的现金或者提货券的补偿以及时程不等的休学和休假，虽然这种补偿往往是不同的单位为了鼓励其人员献血，但是客观上造成了公众的假象，即献血是有偿的，而且补偿的数额会有各种差别，在不明白献血无偿的原则的人，更加容易在思想上产生混乱。

无偿与有偿出现的比较极端的问题是：有偿的采血和无偿的献血并行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具有有偿采血的所有问题，而且还可能产生两种情况并存的情况的特有的危险，因为在所有的用血都是无偿来源的时候，根据前面的分析事实上杜绝了采血人员通过非法出售血液非法牟利的情况。但是一旦出现两种血的来源并行的情况，无偿来源的血就有可能通过有偿血的供应链获取高额的利润。虽然说我们现在规定上，是不允许有偿采血的，虽然这种情况虽未被官方所承认，但是正如前面所讲的，这种非法采血的情况仍然在地下进行着。有供给就证明必然有这样的需求，也就是说仍然有人在使用非法的用血。这客观上也证明了相关制度的不健全。

以上都是献血制度不完善的地方，那么献血制度的不够透明呢？

不够透明可能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在不透明的背后，各种操作都是规范的，不存在非法牟利的行为；另外的一种是本身不透明的背后隐藏了各种的非法的交易。显然在现在的不太透明的情况之下，我们从外部看是很难区别这两种情况的。所以公众也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督。 在本身制度都可能不太健全的情况，唯一的可靠的保证是上级卫生部门的监督。无论上级部门的监督是否有效，在这种不见阳光的情况，很难叫人相信不会产生腐败，这是使人们在决定献血当中遇到的又一个疑虑。 自己所献的血最终是如何使用的，使用者所缴纳的费用是否真正的被用来更好的采集献血，而不是被用在了采血站或者血库人员的福利待遇上？献血制度是如何保证所有的过程是在合法的公益的方向上的？很遗憾的是作为一般的公众无法知道。 这就是献血制度的不透明。

第三个问题，是相关部门没有认识到这种信息的不对称的情况，并且在信息不对称上缺少相关的作为。

虽然说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说相关的部门是在信息的不对称上完全没有作为的，我们可以从现在采血站发放的小册子上看到很多宣传，不过不足的是：这些宣传都是针对一个问题——即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在生理上，献血是对献血者没有任何损害的。 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献血者的疑虑远不止这些。 比如为什么献血一定是要无偿的，而现在阶段的血液的使用却是有偿的，虽然相关的合理性仍然在论证当中，但是官方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解释。 关于如何保证血液的合法使用的问题，虽然现在制度未必十全十美的完善，但是相信卫生部门是制定了一整套的流程和制度来保证的，但是公众并不知道。另外在公众当中产生的采血传染血液病的错误认识，相关的卫生部门并未及时意识到位，或者意识到了，但是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加以澄清。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沟通产生理解”，信息的不对称必然带来误解。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卫生部门在认识上忽视了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并且在作为上显得过于消极。

总的来说以上的原因就是笔者分析的无偿献血现在阶段所面临的问题，至于最后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是卫生的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者的问题。笔者觉得首要的和关键的是要解决上述的三个问题。

最后还是要强调的是，由于年龄、健康状况，身体特质等等许多原因，整个社会真正适于献血的人是仍然是无法满足客观上的医疗上对于血液的需求的。所以笔者还是希望各个方面都适合于献血的公民，都能够献出自己的爱心，毕竟~~“血浓于水”。

在中国的传统的世界当中，似乎宗教很少占据到十分重要的位置，除了在唐朝道教着实风光了一把：道教把老子尊奉为“始祖”，而老子又和该朝皇族同姓，巴结权贵是一大陋习，皇帝也不能免俗，于是乎也许八辈子也找不到干干系的李耳便堂而皇之的成为皇帝的老子，于是乎一个“守藏室”的小吏也就成为“架五彩祥云, 九龙含水而沐，口含莲花”而出世的神人了。 不过随着唐朝的灭亡，道教除了在起义的时候，和捉鬼除魔的把戏当中被利用以外，其宗教人士大都选取了云雾深山之中访仙求道，对人世少有涉及，就更谈不上什么影响了。

以“三教九流”统称，看得出来我们的主流思想之中是没有宗教的地位的。 南怀瑾先生说过，中国在秦汉以前，是由”儒道墨“三家成为社会主流思想，而在秦汉以后，“佛家”则取代了“墨家”的主流的地位。然而这里的“道佛”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学术思想学说”的称谓，亦或一种“处世态度”，和宗教不过是一种八竿子才能打得到干系，更何况即便是作为“处世态度”“佛”和“道”也要让位与主流之中的主流“儒”，对于日常生活而言，“粮店”的重要性，的确要胜过“百货店”和“药店”。我想正是由于中国的宗教从来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各种宗教与思想自古以来就能和谐相处，甚至相互融合，用佛教的轮回宣扬儒家的“孝敬”的说教， 这是大足石刻的“经变相”重要的主题之一，就能够说明这一点。《西游记》也是这方面很好的代表，小说的世界当中，道教各类神仙——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上老君和佛教的观音大士如来佛祖，各类民间传说阎罗，妖怪同处其中，蔚为大观。“三教九流”和谐相处，我想这在世界上称得上是一大奇观。

传统的观点如此，现在也大致如此，至少在官方的主流观点当中如此，尽管依照我们的宪法，公民是享有宗教自由的，不过对于一个拥有近上亿的党员的执政党却是“无神论”的政党，于是乎宗教无论如何都被烙上了“封建思想的孑遗”的烙印，或者说“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子”，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我想在任何一个中国人看来，为了宗教信仰而争吵不休，甚至大动干戈，流血牺牲，甚至结下民族、国家的仇怨。一定是一件最为莫名其妙的事情。

在西方世界当中宗教在历史当中都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的。 一种被公认的观点是：西方欧美文明是建立在两大基石之上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上的。 其实我对这样的说法是有抵触情绪的，基督教的教义由两大基本部分组成，“旧约”和“新约”。旧约是建立在古希伯来文化之上的犹太教的基本教义，而新约则是耶稣（或者说以耶稣为代表的一大批宗教创始人）所写的，而耶稣生活的时代正是古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而其生活的范围中东地区也同样是帝国的版图。所以我们可以毫不怀疑的断定，基督教本身的文化来源，正是古希腊，古罗马，或者说更加远古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古巴比伦文明。所以说所谓“两大基石”不过是一种便于论述的方法。但是这种说法至少说明了在西方，宗教不仅一直处在社会的主流，而且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这一点和宗教在中国所处的附庸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我想另外会让中国人很惊讶的是宗教居然能够渗透到世俗权力当中， 对于教皇向国王加冕，并且对全欧洲的国王王公发号施令，成为整个西欧实际的统治者。我想对于真正的一个中国人不过是把它当成一个既定的事实，换言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它的存在的合理性的。

 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教合一的情况，在世界上也并非唯一，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就是宗教的最高首领哈里发，这个政教合一的大帝国甚至建立了世界上少数能够为之匹敌的庞大的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并且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在中国是从来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合一的政权的。但是并不是没有出现这样的试图，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和清朝的白莲教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起义，我们倒是可以大胆的设想一旦这两个起义成功的话，他们建立的政权很可能是政教合一的政权。不是历史却是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当中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起过政教合一的政权，甚至很难看到宗教渗透到世俗权力的影子。

在西方的世界当中，具体而言，中世纪宗教力量是国王世俗权力的来源。“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是在罗马帝国反复迫害基督教徒以后，帝国和基督教会逐渐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之时，教会与罗马皇帝形成的君子协定。不过随着帝国的西边的衰微，上帝的还是归于上帝，不过凯撒终究管不了原本属于凯撒的东西，终于一并交给了上帝。无论罗马教皇是采取了正当还是欺诈的手段，罗马梵蒂冈教会终究成为中世纪西欧的最高权力中心。教会对国王的“加冕”不仅仅是一种象征，而且更是一种实质性的权力的交接与赋予。 为什么教会会有这样的权力呢？显然在全体公民都相信基督教的前提下，权力最终所有者是“万能的上帝”，以教皇为首的教会是唯一能阐释上帝的教义，同时他们也是最能体会上帝的意图的人群，自然其他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听从他们的，这个道理（毋宁说是“现象”）倒是很像原始部落当中，假传上天的旨意的巫师。接下来，便是顺理成章的由教皇代表教会将权力赋予世俗的国王们，或者说由教皇代表上帝将权力赋予国王们，以完成“君权神绶”。

但是真正提出“君权神绶”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却是另有其涵义，即君主的权力是直接来源于“上帝”，而不是教会或者说教皇授予的，“国王直接向上帝负责”而无需通过罗马教会这一原则，自然国王无需听命于罗马教会，英国也无需向梵蒂冈“朝贡”了。 这种意义上的“君权神绶”一旦成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其实无论谁归谁都无所了，上帝将权力直接赋予了凯撒，凯撒就是上帝的代表，“上帝的，就是凯撒的”事实上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情况，表面上看，国王仍然代表这教会统治着国家，事实上代表着宗教的力量已经无法凌驾于世俗的权力之上，无法干预凯撒的权力了。

任何一种历史潮流，未必都只有一种道路可供选择。对于面临罗马教会的淫威的世俗的国王们，想要打到罗马教会还有更为彻底的，可以称为“釜底抽薪”的方法，那就是连教会的后台——“上帝”一并打到，显然上帝被打倒了，教会也就失去了其统治力量的源泉。 显然国王没有这么做，无论是国王们自己的原因还是历史条件的原因，国王们保留了上帝而去掉了“中介人”罗马教会，对于历史而言，在那个时代打到上帝还是一个显得过于激进的想法。 但是过激的历史思潮总是有的。《十日谈》广为流传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揭露教会的腐朽虚伪和黑暗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同时也被世俗权力所有者利用于与教会的权力争夺。但是真正看过《十日谈》的人都会发现，故事的作者不仅鞭笞了教会，同时似乎也从来没有把上帝放在眼里，作者宣扬的是纵欲及时享乐，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整部作品当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上帝的影子，我在这里仅凭个人的猜度：作者似乎是要把与教会相关的一切都打到，上帝也不放在眼里。 不过历史永远走的是中庸之道。上帝依然是世界的最高权威与主宰，只是代理人变成了各个国王。 权力的链条就从“上帝——教会（教皇）——国王——分封贵族——平民”变成了“上帝——国王——分封贵族——平民”。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的时候，上帝在各个国家的代理人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民主的风暴要把这些国王推向历史的坟墓，或者夺取这些国王的所有权力，而使之听从于“民主”。“上帝面前，人生而平等，其道理不言自明”既然人生而平等，那么一部分生来甚至出生之前就被选定为上帝的代言人，从而备受尊崇，能够行使上帝赋予的权力，掌握生杀大权，显然是一个极大的谎言。 既然这些王公贵族们根本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就没有不应该存在。“人生而平等”的宣言真正具有世界性的影响是通过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实现的，但是真正影响的开始却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当中发表的“独立宣言”与之后的《美国宪法》。来到美国新大陆的新教徒们，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管理当中，从一开始就不自觉的就走上了“民主自治”的道路。新英格兰地区名义上是由英国的总督管辖，其实当地人享有的高度自治的权力，这种权力一方面是因为皇权过于遥远，另外一方面这些人民通过自己的力量管理自己，这种高度自治的权力并非皇权赋予，而是自己争取到的。 正是因为从一开始这些新大陆的人民就是自己管理自己，而且在他们都是一无所有，所以自然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高低贵贱之分，这就是“人生而平等”不言自明的原因，因为当时在新大陆的事实它就是这样，在美国建国几十年以后也是这样——至少根据托克维尔在当时的考察是这样的。 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自然让上帝在英国的代表英国国王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至少对于信奉“人生而平等”的当时的新英格兰的地区的人而言，所以这不仅是他们组建国家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用于反对英王统治的口号（毋宁说是原因——他们不需要也不相信上帝会在人间委派国王来管理他们）。

托克威尔带着几分不服气的味道评论说美国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松的战胜宗主国，不过是因为宗主国离它的殖民地如此遥远，广阔的大西洋让强大的帝国显得鞭长莫及，力不从心；同时美国人民又得到了一个如此强而有力的帮手。（法兰西的血统让托克维尔从来都没有低估自己祖国的强大，以致于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在与英国争夺世界过程当中彻底的败北；托克维尔甚至没有想过一个过去的战败国去帮助别人打击曾经战胜过自己的敌人，这算是什么心态呢？）不过托克维尔的不服气是有它的理由的，法国人民主革命所面临的敌人远比美国人的要强大，法国面对的是近在咫尺，且将自己团团围住的整个的保守的欧洲以及欧洲最强大的本国保守势力！法国人要完成“民主革命”，首先是要扫除国内的保守势力，然而法国历来是欧洲最为强大的封建国家，当然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大陆而言也是最好的，这必然导致其民主革命要比英吉利海峡对面矛盾更加尖锐，过程更为激烈，结果更为激进。激进的结果是“路易十六”夫妇走上断头台，封建势力的最高代表走上断头台，自然震慑了国内的保守势力，使其对革命不敢说一个“不”字，但是同时也让整个欧洲的君主们惶惶不安，使得他们联合起来扼杀新兴的民主力量。敌对势力是如此强大且显得如此团结，以致于法国的新兴民主力量不得不采取最为自相矛盾的方法，让对保黄党的战争中有着杰出表现的拿破仑登上帝位。这种变化是如此惊人，以致于让当时整个欧洲目瞪口呆！ 一个曾经为保卫民主政权而浴血奋战的军人成为代表封建专政的皇帝，让不明白其中奥妙的贝多芬愤而改掉了《英雄交响曲》的赠词。对于法国的民主力量而言，为了保卫新生民主政权不惜让军阀登上帝位，实在不得已的下下策，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服从个人的政权才是当时战胜整个欧洲的保守势力的军事联盟的唯一出路。 这样“曲线救国”反映了托克威尔所说的事实，即法国的民主革命远比美国来得艰难，他的敌人是整个保守的欧洲和各怀鬼胎的欧洲列强——英国不想让法国通过革命强大起来，破坏它一贯奉行的大陆均衡政策，而普鲁士却是迫不及待的想通过绞杀法国革命之际，打击法国达到其称霸欧洲的目的。

 但是我们通过拿破仑称帝与美国的建国之路相对比倒是可以发现民主革命的共同之处。一个总所周知的事实是拿破仑加冕仪式并不是由教皇完成的，而是他自己将王冠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甚至连他自己的皇后也是由他自己亲自为其加冕，教皇六世千里迢迢从罗马赶来，不过是见证这一个过程而已。在教会的世俗势力已经被剥夺得差不多的19世纪初，拿破仑这样做显然不是要表明想和教皇争夺权力姿态，因为教皇已经没有权力可供他争夺。 这种姿态固然可以视为拿破仑权倾一世，个人野心膨胀，不可一世的表现，但是我更宁愿相信这是他明白自己的权力的来源：自己能够成为皇帝，不过是因为其在战争当中的赫赫战功。他当然心知肚明自己参与的战争的性质的。 一部部赋予他军政大权，进而奉其为皇帝的背后力量，正是国内的民主力量，而不是教皇代表的教会，这是区别他的“皇权”与其他欧洲的封建皇权根本之处——归根结底，他的政权的权力的来源是民众，而不是上帝。这一点，是和美国的基本的建国思路或者说反映在《宪法》当中的政权组建的原则是相同的，所以对于拿破仑的政权而言其实是帝国的旧酒瓶里装了民主的新酒。那么拿破仑对于上帝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想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或者说“传说”）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拿破仑听说拉普拉斯写了关于世界体系一部巨作，看完后拿破仑问拉普拉斯为什么没有提到“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拉普拉斯做了他著名的回答：“我不需要那个假设。”从这个传说可以看出，拿破仑也是一个信奉上帝的基督教徒，信奉上帝但是作为君主又不认为自己的世俗权力不来自于上帝，看似矛盾的背后却体现了民主的统一：人们的世俗权力不需要上帝在人间派驻一个代表，人们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管理者，并可以和他签订契约（无论是通过君子协定，还是通过书面的法律条约），形成权力的制约，这就是民主革命的共同之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民主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与民主相对应的是“神主”。封建专制的君主之所以他们宣称自己拥有这样的权力是因为“神绶君权”，他们是代表上帝在人间管理广大的人民，同时他把这样的权力分配给了贵族，于是贵族也拥有了这样的权力。那么民主呢？因为上帝是宣扬“人人平等”的，自然不会从人当中选取一部分人作为代表来统治其他的人，于是自然应该“人人统治人人”。那么如此这般上帝自然无法为人民的世俗生活作主了——这是我们通过“人人平等”的推论，而事实上在新教徒那里，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上帝只是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为这个世界制定了自然法则”也就是说上帝并不打算干涉人们的世俗生活。

 于是我们会发现，在西方世界真正信奉“民主”的人，并非不相信上帝，而是相信“人人平等”，相信上帝不会干涉人们的世俗生活，也就是说不会容许有人宣称作为上帝的代理人——无论是教会还是国王皇帝发号施令。每个人都直接向上帝祈祷，也就“每个人自己向上帝负责”，“天赋人权”，这是西方“民主”的新的人与所谓的“上帝”的关系。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审视我们国家的情况。 在中国古代的确宗教很少真正站在主流的世界当中，但是作为中国古代的君王从来没有忘记宣称自己的权力来源：皇帝贵为“天子”也就是“上天之子”，是代表上天统治我们的世界，在我们今天看来多少有点狐假虎威的味道。同样的宣布“君权神绶”中国的古人的方式就要朴素得多了，不带有完整的宗教崇拜，倒是很让人想起古老的“天地崇拜”和一种古老的“哲学观”的感觉。

“我的底盘听我的，我的世界我掌控”而不是一切都由上帝说了算，这是“民主”的另外一个角度的解读。

虽然我尚不很具体的明白例如英国的宗教的纷争，不过看看西方民主革命背后的宗教哲学“人生而平等”“上帝创世而不涉世”，就不难理解在“宪政”之下的君主立宪的政体之下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为了宗教而流血牺牲，为了宗教而迫害破坏杀戮了。当然西方其他国家与时代就可以推而论之了。

2006年暑期实践报告 与君共勉

2006年暑假期间，我从八月八号至八月十五日在重庆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下简称“康复中心”）进行了为期八天的暑期实践工作（中间两天周末，中心放假）。重庆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下简称“康复中心”）为综合服务中心*的分支机构，其运作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资助，同时也接受社会的捐赠，也向接受康复服务的患儿的家庭收取相对低廉的费用以维持其正常运作。现阶段负责接受重庆市范围内的脑瘫，自闭症，和智力残疾的患儿，并对他们进行康复训练。我的实践是以志愿服务和观摩学习的方式进行，由于康复工作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的储备和专业技能培训，所以我的实践总的来说以观摩学习为主，也会在中心的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帮助他们做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工作。下面就是我实践的详细情况。

一．感受办公地点对残疾人无微不至的关怀。

办公地点位于综合服务中心大楼。在同一栋大楼办公的还有残疾人用具供应中心，听觉言语康复研究中心，聋儿言语康复训练中心，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视力研究康复中心，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等其他的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的分支机构。当我第一次走进该大楼，我处处都能感受到大楼公共设施的设计和建造都尽量考虑到了残疾人的需要。下面说明几个我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

大门的入口。入口除了正中常见的阶梯外，其左右两边都为较为平缓的斜面坡道，以方便轮椅乘坐者进入。

门厅。进入大楼的门厅，可以看到地面上有专门为盲人设计和安装的盲道（这样的盲道在城市道路上比较的常见，但是这样安装在大楼内部的却很少见。）然后顺着这样的盲道，可以直达门厅的电梯处。另外，和大门的入口一样，门厅里的阶梯都伴行有斜面坡道。

电梯。同样这里的电梯也有专门方便残疾人的“无障碍化”设计。在每一部电梯里，都有两套按钮系统，除了普通的按钮，在电梯轿厢的进门右侧为专为残疾人设计的按钮，高度约为普通按钮的一半，方便乘坐轮椅的残疾人使用，同时考虑到轿厢的空间较小，轮椅不容易转向，在轿厢的后壁安装有一不锈钢镜（我们周围越来越多的电梯也开始有这样的设置）以便其在背对时也能方便准确地按按钮。而且残疾人专用按钮上突出有小点可供触摸识别，也就是说盲人也能自己选中自己想要的楼层。另外，电梯还会有自动报出所到的楼层，使得盲人也能知道电梯到达了哪个楼层。

厕所。有乘坐轮椅的残疾人专用的小便池，以及方便特殊人群的坐便池。

当然，我们会发现周围的公共设施也开始考虑到残疾人的需要。例如上面提到的入口的斜面坡道以及乘坐轮椅的残疾人专用的便池，盲道等等。但是对比中心大楼对残疾人细致入微的关怀，我们显然做得还很不够。可以想象残疾人在“综合服务中心”以外其处境将会是多么的困难。而且即便是在“综合服务中心”，其设施对于残疾人来说也是会有一些不方便的，也不可能做到对所有的残疾人的特殊要求都满足，不过通过中心的这些设施我们却可以看见未来我们日常公共设施的前进的方向。公共设施是否考虑到了各种残疾人的特殊特点，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社会的精神文明的发达的程度，相信越来越多的公共设施会体现出对残疾人的关怀。

二．游乐园，幼儿园一样的康复中心

第一次走近位于综合中心大楼二楼的康复中心，我发现康复中心就像一个幼儿园，游乐园。在康复操作区，地板上都铺上了厚厚的运动软垫。在这些软垫上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孩子的家长都围着孩子，而孩子们则在地上自由的爬着玩，或者坐在硕大的彩色橡胶球上坐着“玩耍”；而在感觉统合区，地上则是彩色的儿童塑料泡沫软垫，孩子们就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荡秋千，跳蹦床，滑滑板，荡摇篮，跳跳球，钻地道，玩玩具。看似中心的工作人员只是陪着孩子们玩，其实他们正在给孩子们做康复训练。由于康复中心建立不太久，所以它的各项工作都是刚刚起步，现阶段康复中心的工作还是局限于幼儿的康复情况。

让每一个孩子都自由的奔跑——康复操作区的脑瘫康复训练。

在这个区域接受训练的孩子都是脑瘫的患儿。据中心的负责人介绍，这些孩子由于先天或者后天的因素的作用，其运动的中枢（主要是大脑的白质部分）发育不全或者受损，导致他们的运动机能迟迟得不到发育，或者是产生病态的运动模式，同时可能伴有一定的智力缺陷。脑瘫的患儿都有其共同的特征：运动能力有缺陷。但是其严重的程度和具体的情况又有一定的不同。中心的工作人员每人专职负责一个孩子的康复工作，并且专门为每一个孩子建立档案。档案中的内容除了孩子的基本情况，家庭的基本情况以外，更还有对孩子的运动能力评估，特殊的功能障碍的纪录，康复训练的计划的制定，每天康复训练的完成情况，康复情况的评估(运动功能的改善情况)等等详尽而具体的个案材料。

脑瘫康复的个案：张欣欣（化名）

张：3岁，女。我在中心待的几天时间里这个孩子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据张的奶奶说，张由于出生时患上了新生儿黄疸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和控制，影响了张的神经系统的发育，在医院被诊断为脑瘫，在康复中心进行康复训练已经两年时间了。她现在的情况仍然令人堪忧，还是不能完成爬行和行走这样的动作。不过由于张的康复工作比较及时（在一岁的时候就开始康复训练），而且已经坚持了整整两年时间，所以她的情况没有进一步恶化。

现在负责张的康复人员是阿莱（彝族），是刚刚毕业于泸州医学院*的小伙子，在中心的刘老师的指导下给张作康复的训练。我就在一旁观摩。

我在旁边可以看到张欣欣的手会经常不由自主的痉挛，颈项时不时地会有强直的表现，足拓长时间的背屈。手掌紧握。胸部的肋骨明显的突起，呈鸡胸状。我也能很清楚的触摸到，张的手臂屈肌的的张力明显的过高。而且当张的头偏向一侧时，其对侧的手臂肘关节则会明显的弯曲。这种原始的反射有点类似于去皮层僵直的体征。

阿莱则为张作一些被动的拉伸活动。阿莱在一边给张作康复一边给我解释：由于张的肌张力不正常，部分的肌张力过高，张的痉挛除了导致她的运动障碍外，还导致她的关节得不到足够的活动。关节不能通过血液循环直接得到营养供应，只能同通过关节的活动使得关节囊液得到及时地更新，从而营养关节，所以关节不活动就意味着关节得不到营养。张还处于生长发育的初期，关节缺乏营养导致的后果则是关节的挛缩，可能使得她的关节永远丧失活动的能力，例如张的踝关节长期背屈，如果没有很好的控制，很可能导致她走路的时候一直保持垫脚尖的姿势。因此要通过康复人员被动牵拉活动：外展，内收，内旋，外旋等等使关节得到活动，以便其得到良好营养顺利发育。由于张的痉挛，在给她做被动的活动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这个时候阿莱就会给张力过高的肌肉做按摩，使得痉挛得四肢得到放松，使得活动关节训练顺利地进行。强行地在张处于痉挛状态的时候活动她的关节，则很可能造成其肌肉撕裂，关节脱臼等等严重的后果。我在一旁看到阿莱在为张作被动的拉伸的时候，还会将这个拉伸的动作做到极限后保持一定的时程。阿莱见我不太明白，进一步解释说：这是为了保持她的关节有足够的活动度。

做完了对关节的被动活动，阿莱将张抱在了直径足有一米的空心橡皮球上——为了让孩子们喜欢这种训练，球分别被做成了各自鲜艳的颜色。接着轻轻地将张匍匐在球上，阿莱再把自己的身子贴在张的身上，维持她的匍匐姿势，接着握住她的双手，使之撑卧在球上，尽量使得张依靠自己的双臂支撑上身的重量，逐渐使得她的上肢的力量得到展。由于张的四肢会有不自主的痉挛加上通常这种康复训练会带来孩子的不适，所以固定孩子的下肢和身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是完成还是坚持这样的训练，对于工作人员而言，绝对很费体力和技巧，当然，对孩子来说也同样不容易。为了让张坚持得更久，中心在张的面前设置了一面很大的镜子，这样她可以看到自己，一来分散她的注意力，二来增强她的自我的鼓励。

一个小时的康复训练下来，尽管中心的室内有空调，但是阿莱的额头上已经冒出了细密的汗珠。看完了这样一组训练，我意识到康复这项工作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论和技术，还要求工作人员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而且足够的力量和体力都是必要的。

在康复的过程当中，足够的情感交流也是很有帮助的，也是很必要的。脑瘫的患儿智力大都是正常的，只是语言的表达大都有一定的障碍，很需要有情感上的交流。张在接受到夸奖的时候会很开心的笑，阿莱再给她做训练的时候会不停的鼓励和夸奖她。虽然张不能自主的控制自己的手，不能做招手的动作，也不能说话，但是也有她表达的独特方式，例如她可以用眨眼睛的方式说“再见”。情感交流不仅仅能够使得运动的康复训练顺利进行，也对她的情感成长很有裨益。

其他的受康复训练的孩子。

在中心接受康复训练的孩子的情况大都好于张欣欣。他们大都能够完成翻身，爬行等简单的运动，只是肌力不足，或者在控制运动的精准性上有一定困难，因此很容易建立起错误的运动模式。因此他们的训练的内容也会在更高的运动能力基础上进行。这种康复训练大多是借助一些类似于玩具的器械。例如，让他们坐在上述的空心球上，康复人员拉着孩子的脚脖子轻轻推拉，球就会前后滚动，孩子为了在球上坐稳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动作，从而锻炼他们的腰肌和其他的躯干肌肉，建立起平衡感。或者让孩子倒坐在斜面上，并不给她（他）的上身以任何的扶助，使孩子的腹肌得到锻炼，也会让孩子匍匐在斜面上，让他（她）自己用上肢支撑起身体进而坐立起来，同时使得孩子的上肢和腰腹力量得到锻炼。当然也有不用康复器械的训练，例如让孩子平躺在地上，由康复人员牵着他们的脚，模拟正常步行的动作，这种被动输入的使得孩子能够建立起正确的运动模式。

那些被我们常人看来很平常的动作对这些患上了脑瘫的孩子们来说却比不容易。对孩子的家人来说也是不容易的，往往是一个孩子有四五个大人陪着它“玩”——爷爷，奶奶，妈妈，阿姨，保姆，当然还有康复人员。对于康复中心这些孩子来说，患上了脑瘫是不幸的，但是他们同样得到了这样的关心和爱，或许比一般的孩子得到的爱还要多，无疑又是很幸运的。也许不是这里的每个孩子都能变得像其他的正常的孩子一样自由的奔跑，但是在这里的经历无疑给了他们奔跑的希望。

在玩耍中敞开心扉——感觉统合区对自闭症孩子的感觉统合训练。

第一次到了中心的感觉统合区无疑都会觉得那儿完全就是一个儿童游乐园。其实这种印象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心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游戏，改善自闭症的孩子的自闭的状况。

关于自闭症的成因，中心的徐主任解释说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自闭症是由于器质性的病变导致的，通常人们认为自闭症是由于不良的家庭环境导致或者说是由于父母的缺陷性人格导致的，这样的看法也被通过大量的调查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总的来说目前对自闭症的成因还了解的不多。

正如“自闭症”的这个称谓，这样的孩子通常不会和别人主动的交流，显得非常的孤僻，由于长期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语言能力几乎没有什么发展。但是他们的情绪和智力以及运动能力都和平常的小孩没有什么差异，所以乍一看，并不会觉得他们有什么与众不同，但是细心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只是和他们自己玩，不和其他的小朋友玩；一个人玩到高兴的时候也会笑得很开心，只是不会像平常人一样寻找其他人和他们引起共鸣的目光；别人很难进入他们的世界，他们也全然不理会他们自己以外的世界。下面是我和他们其中的一个四岁的男孩子的“交流”片断：

他正在玩颜色棒（一种认知玩具），我走过去，蹲下来，问他：

“你在干什么啊？”

“。。。。。。”沉默。

“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玩？”我没有泄气。

“。。。。。。”完全视我不存在（太过分了）。他抬起头朝四周望。

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我心里一喜，嗬嗬，谁说他们不理人了。接着他一下子伸开双手，像是要我抱的样子，我是满心欢喜，展开双臂，谁料到他一下子伸手朝着我的脸抓来，我吓得连忙后退，原来他要的是我的眼镜。那么他抢其他的小朋友的玩具也就不奇怪了，因为他完全意识不到别的小朋友的存在。

另外自闭症的孩子还会有一个很有趣的行为特征——刻板行为。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向我介绍说，刻板行为指的是孩子在完成某个行为的时候，必须遵循某种特定的行为模式。例如，如果一个孩子在从A地到B地的过程的中，有一个障碍物挡在了中间，他绕过了这个障碍物，那么下一次他从A到B的过程中，即便这个障碍物被撤除了，他也仍然会遵从第一次绕行的路线。同样我也很清楚地发现了，有个孩子很明显的刻板行为：在坐滑板的时候他一定要翻过滑板的背面来看，只有当他看到背面的字从右到左是“81”时，他才肯拿来滑，而如果是“18”他一定会反过来，再滑。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有可能是因为他在滑第一次时注意到背面的字从右到左的顺序是“81”。

荡秋千，跳蹦床，滑滑板，荡摇篮，跳跳球，钻地道，玩玩具，正是在这些游戏当中，孩子接受各种感觉的刺激，视觉，听觉，触觉，本体感觉等等，通过各种感觉在大脑当中的统一整合(“感觉统合”的来历) ，使得他们逐渐改善这种自闭的情况。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举例说到：像钻地道（由布笼拉起来的玩具通道）这样的游戏当中，由于在视觉上隧道的空间是和外界相隔绝的，在钻过的过程中，孩子可以充分的得到本体感觉的刺激，建立起空间立体的感觉，而且在这种相对隔绝的隧道中可以使自闭症的孩子注意到指导者（康复人员）的指示，从而改善他们“自闭”的情况。另外往往自闭症的孩子极不情愿去尝试一些我们常人认为很稀松平常的事，例如爬行。很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孩子在直立行走之前往往没有学习爬行的阶段，因此在开始的时候，这些孩子往往“表现得不会爬行”，或者不愿意爬行，但是和脑瘫的孩子相比，他们其实具备了爬行的能力。在游戏的初期，孩子往往会体现出很强的反抗，他们宁愿直立着穿过地道，也不愿爬行通过，尽管对于穿过隧道来说爬行会显得更容易些。这时康复人员多少会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甚至按住这些孩子的背，不让他们直立起来，让他们爬过隧道。这样其实也是对其刻板行为的治疗。

自闭症刻板行为治疗的成功案例：

小锐（化名）六岁，女。有中度至轻微的自闭症表现。我待在中心的第四天她来到中心接受康复训练。训练的第三天，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带她去滑滑板，由于滑滑板的时候她的头位会低于体位，而她怎么也不愿意，挣扎着不滑。于是中心的工作人员抱她到前面提到的空心橡胶大球上仰躺，通过大球的滚动，使得小锐的头的前额轻轻的触地（她的双腿由工作人员拉着，所以当她头部着地时几乎没有受力）。由于小锐挣扎哭闹得很厉害，所以由三个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分别牵拉住她的四肢，由我固定住她的双肩（这是我参与的为数不多的康复训练之一。）完成这个训练。这个训练的目的是让小锐习惯这种向下的体位，从而改善她对这种体位的“刻板的拒绝”。（也许还有战胜她对“头向下”的恐惧感，因为这个训练的强化让她意识到这种轻轻的头触地并不会带来什么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我的一些个人想法。）

在训练的第四天，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除了开始还有些轻微的反抗，剩下的时间里，她都是很顺从的。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没有想到情况改善得这样的迅速。在确认了小锐已经适应了这种体位以后，中心的工作人员尝试着让小锐趴在滑板上，朝着滑梯的下面滑。这个时候小锐已经能接受工作人员的指导，接着她被工作人员轻轻地推下滑梯。在周围的人都还有点担心小锐的时候，她反而很冷静地掌控着滑板，顺利地滑了下来，而且笑眯眯的还要尝试一次。成功了！

虽然小锐的这个刻板的行为得到了有效的纠正，但是她的自闭的其他的症状依然需要中心工作人员的很长期的系统训练，在当代，人际交往能力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到其重要性，这种科学的系统的康复训练无疑对孩子将来的个人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康复中心的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但是看到这些孩子都或多或少的进步，无疑也让我看到了这些孩子的未来。

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康复中心的特殊教育。

除了脑瘫，和自闭的孩子以外，中心还向外接受由于各种后天的疾病导致的智力障碍的孩子，帮助他们恢复智力。

他们除了会接受生物电的物理理疗外，更多的是专门为他们设计的特殊教育课。

授课的老师有接受过特殊教育专业本科教育的，也有曾经从事幼儿教育，经过特殊教育职业培训而上岗的。上课的地点位于大楼的十层，考虑到这些孩子的特殊情况，教室的设备都作了特殊的处理。包括：整个教室的电源开关使用了类似于酒店宾馆的塑料钥匙开关，并被安装到了较高的位置，房间里的所有电源插孔都被透明的胶布覆盖得严严实实，防止孩子发生意外触电的事故。窗户都使用了防盗窗户，以免孩子攀爬跌出窗外。电视被悬挂在高处。

由于这几天当地的气温相当的高，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在到中心途中中暑，都向中心请了假。只有两个周托的智障孩子待在中心（所谓的周托，就是家长将孩子托付给康复中心照顾，一周接回家一次）。本来自闭症的孩子也应该在他们专门的特殊教育班上课，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只有两个人，所以中心不得不将这四个孩子（李，曹，宫，陈）组成了一个联合的“特殊教育班”。

他们上午的集体课包括了早操课，认知课，语言课，兴趣课，食品课等等（每个上午的内容有些变化）丰富的内容。（在下午还有一对一的单训课，这样的一对一的方式保证了孩子的注意力的集中，这无论是对于智力障碍的孩子，还是自闭症的孩子来说都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为了不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保证单训课的质量，中心的工作人员回绝了我观摩单训课的请求。）

看这些多少有些特殊的孩子上课，你会发现一些平时不容易看到的情景。下面就是一些上课的片段：

做早操。在早操课上，两个老师好不容易把四个孩子叫在了一起，带领着孩子作操，两个有智力残疾的孩子（下面简称“A组”）听到了欢快的伴乐，情绪变得很是高涨，只是似乎没有意识去模仿老师的动作，而是自己随意的舞动，如果说上述的两个孩子还能随着音乐的节奏舞动的话，那么剩下的两个自闭症的孩子（下面简称“B组”）就显得“沉稳”得多了，他们好像完全听不到音乐的存在，也看不到老师和其他两个的动作，仿佛置身事外：一个人陷入了自己的沉思；另一个则是四处的张望，寻找他自己的兴奋点。老师只有拉动他们的肢体简单地做几个动作，即便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眼神也告诉我，他们的注意力不在做操上。

上课的问好。正式的课堂教学开始了，老师向同学问好：“同学们上午好！”B组的同学一如既往的“态度超然”，A组的曹同学“嗯”了一声(老师说他只能说“嗯”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时B组的李同学大声地回应道：“老师下午好！”我当即晕倒。老师纠正说：“李XX，是上午好，不是下午好，现在是上午，你看太阳公公刚刚出来啊。”“下午好。”李可能以为老师没有听到，又重复了一遍。“跟着老师说，上午好。”老师只有直接教了。“下午好。”“好的，同学们坐下。”看来只有接受“下午好”这个事实了。旁边的另一个老师向我解释说，因为他先学的是下午好，而且“下xia”这个音明显要比“上shang”这个音容易发，所以他宁愿说“下午好”。（这个时候我还真有些惭愧， 怎么能在心里以一般人的表现来衡量这些孩子的表现呢？）

课堂上的提问和回答。在认知课上，老师教同学们认识桃子。在经过了一番简单的介绍以后，“谁能指出哪个水果是桃子？”李一下子举起了手。“好的，请李xx小朋友上来。”李一上去就准确的指出了图片上的桃子。“对了！真聪明。李xx请回到你的座位上。” 得到了老师的夸奖，李带着他独有的笑容回到了座位上，得意地朝其他的小朋友看了看。“李指得对不对？”老师问其他的小朋友。“。。。。。。”（其中的一个默然，另外的两个同学还是生活在他们的世界里。）“让我们对李xx说，棒棒棒，你真棒！”一面说，老师一面还双手举起了大拇指。李骄傲的把头高高的昂起，接着排排自己的胸脯（这是老师教给他的动作）。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即使是他们这样的孩子也是多么的需要别人的肯定！“还有哪个小朋友愿意上来，指给其他的小朋友看？”老师又问。李xx指着另一个同学，“曹xx，曹xx！”尽管他只是反复的重复这个名字，但是他的意图已经很明确了：要曹同学也上去。“好的曹xx， 你上来指给大家看。”虽然曹已经十二岁了，但是显然他的认知水平不及八岁的李，走上去以后首先给大家指了苹果，“曹xx，再想想老师刚才说了桃子上有条缝，还记得么?”疑迟了一会儿，曹指中了桃子。和刚才李一样，老师夸奖曹说，“棒棒棒，你真棒！”“宫x”老师还没有提问，李又开始喊另一个同学的名字。显然他还要让其他的同学上去指出刚学的桃子。“好的，宫x，你上来吧。”宫是B组的同学，显然他的注意力并没有在回答老师的问题上，旁边的老师牵引他到了黑板旁边，即便是这样的心不在焉，老师也没有介意，拉着他的手帮他指出了桃子。（我很疑惑的问，宫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这里，这样完全是替他回答问题，有用么？旁边的老师后来向我解释说，这种完全老师替代学生回答问题的引导式授课看似没有什么用，但这无疑也是一种被动的输入方式，对于自闭症的孩子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同样的，老师也用了同样的方式鼓励了宫“棒棒棒，非常棒！”最后，在李的“督促”下，老师也让同样自闭的另一个同学回答了问题，而且也用同样的方式夸奖了他。

我给同学们上的一节课。在我参观了几节课后，老师请我给这些孩们上一堂课。开始的时候我推辞，“反正你也是学习这个专业的。”两个老师鼓励我说，他们把我当成了学习特殊教育的学生了。尽管后来我说明自己是学医的，他们坚持鼓励我给孩子们上课。最后我还是决定试试。

学着开始老师们的样子，我拍着手数数，李也很高兴的配合拍着手数数，曹则是稍显木纳地配合者，只是宫，陈似乎完全没有在场的意识，一个还是陷入沉思，一个似乎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甜甜的笑着（绝对不是傻笑，看到的人都会喜欢上他那甜甜的微笑。）“八，九十，上课。”“起立！”活跃的李担当了值日生的角色。都坐下了，我该怎么开始？我正在琢磨的时候，一只手伸了过来，原来是陈伸手过来抓我面前的教具。惊吓之余，我赶紧拿开他的手。对了！这节课是兴趣课，我教他们画画吧。“小朋友，你们喜不喜欢画画？”“。。。。。。”没有反应。“说话的时候慢一点。”旁边的老师轻轻的对我说。哦，怪不得我老觉得他们讲课的时候那么慢。我又放慢了重复一遍。“。。。。。。”还是没有反应。那我换个方式吧，“你们谁会画画？”李把手举得高高的。“好的，李XX，你上来！给大家化一幅画。”李走过来，画了一个圆圈，然后加上了一些线条在周围。我故意的问，“李xx 告诉老师你画的是什么？”他没有停下手中的画笔，继续给圆圈添上了眼睛，鼻子，嘴，一边高兴地一字一句地说：“太——阳——公——公——眯——眯——笑。”看到他自己和他画的太阳公公——两张灿烂的笑脸，我顿时觉得房间里的阳光充足了许多。。。。。。

尽管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有些木讷，常常对我的话没有多大的反应，有时我又会觉得他们太过的活跃，时常会突然扑过来抢我手中的画笔，有时我也会觉得他们有些莫名其妙，拿着画笔以后，不是到黑板上来画画，而是拿到地上去滚，（老师后来告诉我那是因为他们曾经在课堂上被教过：圆的东西可以拿到地上去滚，而笔也是圆的柱体。）但是我真的感觉到给他们上课时很奇妙，有的时候他们也会给我一个惊喜。譬如。。。。。。陈是个自闭症的孩子，我本不指望他被叫上来以后（其实是被旁边的老师推上来的）会有什么好的表现，多半都要我手把手的握着他的手画画。结果呢，他径直的走到了黑板旁边，不是画画而是写字“陈x”，呵呵，是他自己的名字。只有四岁的他写得挺好的。（我都有点惭愧哈！）而且越写越高兴，自己擦了又重写，写了又擦，最后只得强行的“剥夺”了他的笔，让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也不知道他注意到我的夸奖没，他只是甜甜的笑。如果他能看我一眼那就好了，我在心里想。。。。。。有人会有疑问，向他这种孩子根本不可能听课，怎么能学会写字呢？后来上课的老师告诉我这是他在上单训课的时候学到的。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这样的孩子会注意到你要传达的信息，也就很容易学会了，毕竟他们的智力都是正常的。

这堂课还留下了一个“后遗症”。那天是我唯一的体验当这种特殊教育的老师，后来的几天我都是去观摩，不过每次当我走进教室，李XX都会拉着我走到黑板旁边的座位一边说“坐！坐！”，而那个座位通常是老师的座位！看来他已经真的把我当成了上课的老师了。“今天是王老师给你们上课，要听王老师的话。”我只得这样给他说，心里多少有点被肯定的感觉，哪怕只是这样一个有着智力残疾的孩子的肯定。

有了这样一次经历，我的确是真正的感觉到了从事特教工作的不容易。如果说我上一节课尚能凭借着自己的兴趣和新鲜感来完成，那么对于这里的专职老师来说，他们日夜都需要去面对这些不那么寻常的孩子，去理解他们不太寻常的行为，从他们支离破碎的语言甚至是匪夷所思的发音符号猜度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容忍他们突如奇来的情绪的变化，适应这种绝大多数人看来太过随意的课堂纪律，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们常人看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为。。。。。。而要实现这些需要的是爱心，耐心，细心和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很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孩子他们有这样好的老师。

四．体验中心良好的学习氛围。

残疾人的康复工作在我们国家还只能算是刚刚起步，而“中心”做为一个西部内陆的城市的康复中心，就显得更加的不成熟了。这一点从从业人员的专业结构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了：康复中心真正具有康复学专业本科学历的只有一个人，而且刚到中心几个月，其余的功作人员都是从其它的领域转到康复领域来的——从中医针灸推拿， 医学检验， 特殊教育，幼儿教育，残疾人社会工作，到从事临床工作的——说中心的工作队伍是个“杂牌军”一点也不过分。但是中心的学习氛围相当的浓厚。

暑期在中心接受康复训练的孩子相对的较少，于是中心就向外排出学习的工作人员，回来以后组织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学习基础的理论知识，和新的技术。学习时间就安排在每天下午的三点半，长度从半个小时至两个小时不等。地点就安排在办公室内。人员就是中心的十来个工作人员（包括主任，也许还有旁听的人，譬如我）。除了一块移动小黑板作显示，还有讲课人员桌上的电脑显示器作为补充。讲课开始后，大家都围坐在电脑旁边，认真地听。由于大家都是从业人员，所以常常会结合自己在工作中的问题和经验和大家一起讨论，所以这样的学习也就更显得具有实用性。尽管大家并不都是以康复作为最初的专业，在一些基础的理论知识方面会有一定的欠缺，但是在上课的过程遇到有不懂得地方，大家都会坦诚地提出来，往往这种时候会通过讨论的方式解决相互的疑惑，所以也能取得较好的学习的效果。通过这样的学习，大家都补足了康复训练的理论基础，训练起来也就会更有针对性，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跟上了学科发展的步伐。

除了康复中心内部的学习以外，在综合中心的各个部门之间也会经常性地互相开展学习。这种学习主要通过各个部门组织主题讲座的方式进行。我有幸和办公室，就业部，聋儿康复部，康复中心，用品用具部，社区指导部，托养院等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聆听了由康复中心组织的 “脑瘫的预防”一场专题讲座。康复中心的个老师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制作了精美的幻灯片，通过浅显通俗的语言和生动活泼的图片详细介绍了脑瘫的预防知识。尽管日常的工作也很繁杂，当天还是有近百人到场认真地听取了该讲座。

也许我们的残疾人的康复工作和其他的工作刚刚起步，从业人员的知识技术能力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是从这种良好的学习氛围当中，我也看到了残疾人事业的将来。

五．我们要做的是对他们更多的关注和关爱。

在中心的几天里，我见得最多的是微笑，但是我也见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在给孩子们上课的特殊教育课堂上，我看到宫一直在用手挠他自己全身的皮肤。我走进了细看，才发现他全身都长满了红红的小疙瘩，问授课的老师才知道原来他出现了过敏的症状，这几天全靠吃抗过敏的药才抑制住了他的过敏的症状，只是这样的药不能长期的使用，所以就停了一天。“那怎么不通知他的家长接他去医院呢？”我问。老师叹了口气，向我解释了缘由。原来宫是月托，他的家长只是一个月接他回家一次，平时从来都不会来看他，上一次宫生了病，上吐下泻，又发高烧，中心的老师焦急地给他的父母打电话，他的父母只是接他回去输了一次液，又马上送他回了中心。这次孩子的过敏症发作了，中心打电话给父母，他们开始完全不理会。后来在中心的再三催促下，送了一次药，以后就没有在理会过他了。眼见着孩子的病没有好转，中心只有又打电话给父母，这次他们干脆就不接电话。老师讲到这里，一脸的无奈，望着宫，眼睛里分明是怜爱目光。。。。。。

如果没有父母的关爱，那么一个对于一个只有不到十岁的患病的自闭症的孩子来说还剩下些什么呢？对于进入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需要的是他们的亲人，中心的工作人员，乃至全社会的关爱。宫的父母只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很遗憾地是从很多小事都可以说明我们的社会缺少对他们的关爱。在我第一次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的时候，我还不认识路，问大街上的路人，根本没有人知道在那里，甚至根本没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个机构！最后我只得坐上了出租车，结果连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幸而我知道它邻近南岸区公安局，所以我只得说到公安局，到了公安局我才发现中心离公安局不过一步之遥，而出租车司机居然不知道，残疾人在这个城市的受关注度可见一斑！

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了我们全社会的共识，但是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残疾人的事业还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的关注，关心，帮助。

实践感言

在中心观摩学习，志愿服务的这几天。总的来说我学到了很多，体验到了许多平常不能体验到的经历，亲身感受到了许多，也有许多的感触，这些在前面的部分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在这里想要强调和补充的是：

残疾人，尤其是各种残疾的儿童需要我们的关爱，希望更多的人能给他们更多的关爱！

为残疾人事业而工作的人们他们真的要付出了相当的努力和心血，向她们致敬！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在现在所学习的基础的知识很有用处，他是使我们以后的工作成为“科学”的根本的基础！这本来是临床医学导论课上老师给出的观点，只是在观摩了康复中心的学习和讨论以后，我想我才真正对这个观点有了一点真切的感受。

*重庆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简称“综合服务中心”），是经市政府编制委员会批准设立，隶属于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单位。负责指导全市各区县残疾人服务机构展开业务，并直接承担着残疾人康复，就业服务的任务。

该中心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湖路140号，占地1.1万平方米。内设办公室，就业部，聋儿康复部，康复中心，用品用具部，社区指导部，托养院7个职能部门。配置有功能完备的康复，就业设备，以及教学，训练，培训和生活服务设施，拥有一只事业心强，素质好，业务能力较高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队伍，具有较强的残疾人康复，就业服务和区域辐射能力，是“十五”期间重庆市建立的一所集研究，指导，管理，技术，人才和各类设备于一体的综合性残疾人康复，就业服务机构。（摘录于该中心的宣传册）

*泸州医学院是国内较早开设康复学人才教育的医学院。设有专门的康复学专业。在华西临床医学院的医学技术系也培养康复学本科人才。

*补充说明：由于在中心的接受康复训练的孩子都有一定的缺陷，为了避免引起纠纷和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因此没有拍摄任何孩子接受康复训练的现场照片。

*特别感谢：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综合服务中心的龙主任，聋儿康复部的江主任，康复中心的韩主任，徐主任，刘老师，阿莱老师，个老师，王老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对本次实践的支持和帮助。

报告人：HuangJ

2006-8-17 于嘉陵江畔 江都怡园

下面是客服中心的给我的回信的截图：

下面是是我的回复：

Windows Live Spaces技术支持中心，你好！

感谢你们对我的疑问的及时的回复。你们发送给我的来信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是我的电脑终端的原因，还是传输的问题，亦或是你们的终端的原因？）出现了乱码，希望你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避免在给其他的客户回复中继续出现类似的问题。

不过我还是大概明白了你们的回复的意思：

1. 你们也认为所谓的“不合适”的图片不属于“色情”的内容，其本身并未违反“行为准则”。

2. 由于用户当中可能处于超过13岁而未成年的年龄段，他们可能无法“区分色情与艺术”的差异，因此“一切有暴露人体的图片都是禁止的”，这样做为了创造“健康和安全”的网络服务。

3. 希望我填写完整的电子信息，以便更加安全和方便地使用。

如果我对你们的回复理解没有差错的话，针对以上三点我的回复是：

针对第一点，我原担心“中心”只是一个自动执行任务“程序”，无法理解我的困扰，但是你们的回复证明你们是真正的阅读了回复并认真作答，对此我对你们的服务表示满意并表示感谢。

针对第二点，对此我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并按照相关的建议做出了改动。但是我仍然期待你们在将来，能够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针对第三点，我对你们在服务当中力求使得用户的便利体验和保密体验保持平衡的努力表示赞赏，我接收了你们的建议。

另外有个我要反馈的问题是：

在本次系统升级后，我的部分图片显示出现了问题，相应图片（这些图片并不是“警告”所指的“不合适的图片）显示为“小红叉”，仅在进一步点击后才能在新的窗口打开，使得浏览的使用体验打了折扣。另外部分相册图片则完全无法显示，我通过重新上传部分解决了该问题，但是仍未能彻底解决该问题，希望中心能够解决该问题。

最后我对你们本次回复的及时性表示满意和赞赏，希望你们能够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

用户huangjun63459829

放假前CHHUA推荐我看的这个部电影，放在桌面上很久，最近分成两天看完。

关于这部电影的影评多少都有点汗牛充栋，所以我也没必要凑这个热闹，只是联系最近在看的一些书有些想法，不过既然是与影片沾上边，多少和影评相关，所以为这篇文章取名“非影评”

看电影之时，恰逢最近我一直在读托克维尔《谈美国的民主》，突然想起托克维尔在书中提到的“民主”本身无法解决的缺陷：多数人针对少数人的暴政。

关于悲剧的缘由，影片开始便有所交代：卢旺达国内有图西和胡图两个部族，后者占到国内人口的大多数。比利时人在卢旺达实行殖民统治时期让居于少数的图西族统治整国家，而比利时在该国的殖民统治结束时，却让胡图族掌握了国家政权。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多少有点“以夷治夷”的味道，因为无论以往这两个民族在殖民者到来之前是否有矛盾，或者有因何而生的矛盾，民族的对立对于殖民统治都是一件好事。至于比利时殖民者为什么选择了图西而不是胡图，影片没有直接说明，不过通过影片不难发现：图西族肤色较浅，鼻梁较窄、较高。考虑到殖民时期盛行的种族的优劣的学说，不难理解比利时人选择图西作为国家的依据——白种人要优于黑种人，而作为黑种人的图西族的外形特征相对更加接近于白种人自然应该统治胡图这样更加“彻底”的黑种人——而不是图西族本身在智力或者其他方面要优于它的同胞胡图族。虽然从影片当中觉得比利时人把政权交给胡图人有点莫名其妙，不过看看历史就会知道，比利时人在离开殖民地时，当地进行了民主的选举，组建了卢旺达本国的民选的政府。自然在卢旺达国内占据了人口绝大多数的胡图族便通过选举的方式获取了国家政权，而把国家原来的统治阶级图西族排斥在政权之外，而选举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比利时人的组织下完成的，所以影片中才会说“是比利时人把政权交给了胡图族”。我想比利时人原本想在离开卢旺达之前留下一个民主的国家，但在事实上却给卢旺达埋下了民族压迫乃至后来的种族屠杀的种子。

托克维尔在美国考察了短短9个月时间，就通过这个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较为成熟”的“民主国家”，看到了民主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所带来的潜在的威胁，并在《谈美国的民主》当中做了清晰的阐释：民主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因为民主的基本前提是“人生而平等”（美国独立宣言写到：“我们认为这样的道理不言自明‘在上帝面前，人生而平等’”），但是在一个社会当中，必然其每一个成员利益不尽相同，在出现意见分歧之时，在“平等”的前提条件下，数量的多少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在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当中，一旦产生了“多数”，那么他们的意志便自然而然地上升为国家意志，也就是说他们的利益也就上升为了国家的利益。在这种看似理所当然之中，托克维尔忧心忡忡地进一步指出：一旦国家中的“多数”代表了国家，那么“多数”就有可能通过手中政权压迫“少数”，从而造成国家中的少数利益被完全忽视。托克维尔还设想了一个具体的情况，如果一个“少数”中的个体觉得它的利益受到侵害，那么它完全处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处境——国家的法律由议院制定，而议院又由“多数”把持，自然制定的法律更加有利于“多数”，而即便是“多数”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那么“少数”也不大可能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力，因为“多数”在陪审团必然也是占据多数（这是在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情况之下），同样的国家的行政的权力也是掌握在“多数”手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少数”哪怕比窦娥还冤，也很难维护自己的利益了，“暴政”和“民主”就这样自然而然的联系起来了。那么矛盾产生了，既然少数服从多数是在人人平等的前提条件之下才能够成立的，那么自然多数是不能够凭借自己的权力去剥夺少数人的权力了。在这个意义上是“民主”在实施起来有其先天的不足。

如果说当时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忧虑还多少因为他还带着封建孑遗（他出身在封建保守家庭）的怀疑和挑剔的眼光来审视美国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国家”，或者说他的忧虑还多少有些杞人忧天，那么卢旺达的悲剧就让托克维尔的担忧通过最“赤裸裸”的血腥的方式演绎给了我们。 在国家当中的“多数”胡图族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为其实施针对图西族的“暴政”大开方便之门。由两族组成的联合政府实际上是由胡图族控制，而军队则完全是由胡图族组成，作为国家机器的政府和军队纵容民兵关于屠杀的准备——购买大量刀具，并且通过其掌控的广播电台煽动胡图族，加重民族间的分裂对立，在屠杀期间更是放任民兵的屠杀，本来应该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家军队甚至直接参与到屠杀国家公民的行动当中。

托克威尔在提出他的忧虑是基于的是他当时对美国的情况的观察，但是他的忧虑却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在美国人组建他们的国家政权的时候几乎完全吸收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托克维尔在短短的九个月的时间能够对美国有如此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因为他看到了法兰西的伟大思想在这片被称为“新英格兰”的地方得到了完美践行。 美国人几乎完全接收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鸠斯的“三权分立”的构想——在《论法的精神》当中他系统的加以论述，而孟的权力分割的构想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即：国家权力不应该凌驾于公民之上，换言之，国家机器不应该成为对公民实施暴政的力量。而权力的分立便可以有效的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权力集中必然导致国家针对公民的暴政。 这个前提当然还是得有来源，之所以国家权力不应该凌驾于公民之上是因为国家的权力来源正是公民——这正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要义。公民之间签订契约，将自己包括一部分自由在内的部分权力交由集体，从而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力。 图西族将他们的这些宝贵的东西交给了国家（也许他们并非自愿），换取的却是整个种族的灾难。

在民主国家如此强调舆论自由正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容易出现多数人的暴政，才需要舆论的力量对国内的力量加以制衡。所以才会有“第四权力”之说。但是这里的第四权力的存在和其他的三权不太相同，其他的三权是为了国家的权力不至于过分集中，而导致国家机器对公民的暴政，所预防的危险其实是类似于封建的专制，也就是说这种分权的目的是为不让“过去的危险”发生；而第四权力的存在则是在考虑到“民主”自身的缺陷而赋予少数人制衡多数人的权力，可以说它是为了防止民主“未来可能危险”。那么在按照“民主的原则”建立卢旺达，舆论起了第四权力的作用没有呢？答案是完全否定的。 在电影当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整个屠杀事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广播发挥极大的作用，不仅成为煽动种族分裂的工具，而且甚至成为了民兵相互联络的工具，直接参与到了屠杀事件当中。在观看影片的过程当中相信每一个观众都极为讨厌那个像巫师的咒语一般的广播声音，反复的说着“蟑螂”（胡图族骂图西族的恶语）。也许有点夸张的成分，导演在谈到影片的时候也指出有刻意强化的处理，原因是他在考察的时候许多当事人都强调了广播在整个事件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夸张也就成为了一种写实。在当时的卢旺达舆论（以广播为代表）完全被胡图族掌握，于是出现国家的媒体直接称呼部分公民为“蟑螂”而不受谴责，鼓吹“复仇”号召”屠杀“而无人制止，甚至最后直接沦为了屠杀者的行凶的工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舆论本身并不能自觉的成为制衡暴政的力量。

我们可以说；舆论本身并不能成为制衡暴政的力量，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的说：“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成为制衡暴政的力量，也就是说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成为“民主原则”的守护力量。这一点托克维尔很早就意识到了，在《谈美国的民主》当中他就指出了他的发现，在当时美国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墨西哥就几乎完全照搬了美国的所有的国家建国制度，但是“总是在独裁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徘徊”，多少有点“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味道。 在卢旺达事件当中我们，民主制度同样也是生出了种族屠杀的恶果。其实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用“一定的生产关系必然要以一定的生产力作为基础”来说明卢旺达的悲剧，但是仅仅这样我想很难让人感到满意。

既然民主制度本身存在多数压迫少数的危险，那么在那些成功的实施民主制度的国家为什么终究没有发生如同卢旺达那样的问题呢？也许先回答卢旺达的悲剧产生的原因更加的容易。让危险成为现实的重大原因之一便是在卢国内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对立是悲剧产生的最大起因——种族的仇恨，究其直接的源头自然是比利时人的问题，因为在他们到来之前其实两个民族相安无事。那么在比利时人离开的时候建立的民主制度只是给胡图族提供了便利，那么有没有可能两个民族产生和解呢？在这两个种族之间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际上在这个国家内部还没有把两个种族联系在一起的利益的纽带，在原来的仇恨的作用的条件之下，没有很好的利益联系的两个仇恨的民族就成为了两个根本对立的民族。在发达的民主国家当中两个根本对立的社会群体其实是根本不存在或者说很难存在的。因为近代以来社会化大生产的缘故，社会成员都在整个社会分工当中扮演的重要的社会角色，相互依赖成为一个利益的共同体。所以如果多数采取针对少数的暴政对于其本身也是一种打击，所谓“伤人一千，自伤八百”。这种社会的利益关系——可以更加具体称为“生产利益关系”对于暴政的制衡至关重要。很难想象美国从事于石油行业，汽车行业，钢铁行业的公民要屠杀从事于软件、生物技术行业的人，只是可以在“多数”的原则下调整得到有利于自己的利益。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之所以我们公民之间解决问题越来越越趋向于文明，那是因为我们的利益越来越趋向于一体。

关于上述的推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向前延伸。在《世界是平的》这本书（美国记者关于“全球化”世界变化趋势的观察和思考，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当中，作者提到了一个“戴尔理论”。作者认为像“戴尔”这类的全球化的公司（有的认为作者仅仅指的是戴尔公司，无疑这样的理解非常狭隘，让这个理论显得非常单薄）通过在全球采购，销售在全球建立了产业链，而这样的产业链条其实正是利益链，这样的利益链条使得全球的暴力冲突减少，使得整个世界趋向和平。作者的这个观点固然是站在其国家的利益立场上谈的，但是却对我们思考的问题有启发和佐证的作用。 回到刚才的问题正是由于在国家内部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其根本利益的一致和整体性使得“民主”国家内部相对不太容易出现“多数”针对“少数”的暴政的问题。

当然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图西族和胡图族能够成为同一个国家的子民，那么他们就应该有其共同的利益所在。可是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它忽略了非洲国家的组成的方式，非洲现代国家的成立的途径往往是在欧洲殖民者的势力范围的划分有关，具体而言，卢旺达之所以成为卢旺达，是因为其在独立之前是比利时人的殖民统治势力范围。 也就是说卢旺达国家的国民的利益的整体性并不是那么强，加上其社会的整个生产形式十分落后，不足以使得整个国家在成立之后成为统一的利益整体。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那美国做比较。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十三个州的最初的联合是因为他们面对共同的敌人——英帝国，而在成功的打败了英国人以后，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解散联邦，一种是在战争的联合的基础之上成立国家，在两种选择他们最终选择了联合起来形成国家，从他们的国家的成立来开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国家的形成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利益关系之上的，否则他们没有必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未完待续）

这几天重庆连降暴雨。

昨天，来自成都的CHHUA一声问候让我啼笑皆非：“你们家遭水灾没？”看到嘉陵江水离江堤还有十多米，带着一点“庆幸”我回答他说“还好你没问我被水冲走没有。”不过睡前用wap 上网浏览到这么一条来自《成都商报》的新闻：《百年不遇，重庆主城区成泽国》，顿时让人有点莫名其妙了，倒是从新闻上看到主城有多处积水，造成交通运转困难几近瘫痪，何来“主城成泽国”之说？让人觉得，似乎主城区变成了一片汪洋，人都成为了水中的鱼儿。怪不得，CHHUA的问候如此“直接”。原本我正想说明在CQ这样的山地城市根本不可能出现所谓的“泽国”的景象，不过转念一想，尽管有山地这样排水先天优势，还是逃脱不了“暴雨——交通瘫痪”的命运，多少有点让人感到遗憾。

让人想起了龙应台说过的一段话，不过想不起具体是怎样的内容，于是在谷歌上以“龙应台 高楼 下水道”搜索，倒是很容易的找到了如下的内容：“如果闭着眼睛让天方夜谭的神毯带你飞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睁开眼后，你将如何分辨这是个发达国家，还是个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她提到的一个办法是“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而“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泥泞，汽车轮子陷在路坑里，积水盈尺，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大雨才看出真面目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谷歌的搜索结果当中有不少的博客在写到自己的城市的时候，都引援了龙应台女士的这一段话作为反思。 年年反思，只是看到“暴雨+交通瘫痪”的故事一年又一年的重演*，不知道这样的传统要被继承到什么时候（有意思的是有位博主贴出了BJ2004 2006年出现暴雨如出一辙的交通瘫痪的情景描绘的新闻报道）。既然龙女士（本来我想以龙先生称呼，以示尊敬，恐女权主义者不满，故仍以“女士”相称）都把上面的情景作为划分“发达”与“发展中”的一个使用标准，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也不是某地的特例，因此愤世嫉俗地责备市政管理人员显然有失公平。《成都商报》把问题归咎与重庆城市化过程当中地面的过度硬化；《中国青年报》则重点讨论了地下管网的建设与管理上的问题——每一方都会给出自己的分析，其实正说明问题的解决需要涉及到很多的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暴雨模糊了视线，不过却让我们清楚的认识了一个问题：一个摩天指数高居世界12位的城市仍然不得不正视的是：自己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发展中的“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的不发达的城市。

记得很久以前，人们就在讨论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秘诀，并期望从中学习。不过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似乎超越的雄心膨胀的同时，学习的谦逊却是愈来愈少。暴雨让我想起《凤凰周刊》的一篇关于新加坡在苏州设立工业园的报道。在工业园建设初期，由于园地滨河，必然在建设初期要考虑防水防洪的问题，按照一般的防洪的方法自然解决的方案是修筑河堤，不过让苏州人大跌眼镜的是，新加坡一方方采取了更为彻底的方式，工业园填土整体抬高！毫无疑问的是园区的建设成本大大高于修筑河堤的方式，不过在经历了几次洪水城区几次被淹，而新加坡修筑的工业园却安然无恙，从而一劳永逸的解决了后顾之忧。如果说同样山地众多，而降雨量远超过重庆的香港少有道路积水而导致的交通瘫痪多少还与其高度发达的经济程度相关的话，那么新加坡在中国建设工业园的故事则多少告诉我们：落后的不只是经济水平，眼界和意识仍然是个问题。

我所知道的新加坡的苏州工业园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除了“整体抬高园区”这样惊世骇俗的举动以外，工业园区建设初期工地上还有许多“异常”的景象：几乎看不到任何的建筑，也没有任何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也没有看到任何企业入驻。几年后人们才发现工厂企业真的如“雨后春笋”般静悄悄建立。其实在建设初期，看似静止工业园在进行繁忙的各种管网道路的建设。这种“看不到”的建设的在后来的企业入驻的过程中优势尽显：从来没有出现道路重新“开膛破肚”的情况，也从来没有出现尘土飞扬的情景发生。“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也许先建设下水道，再建设高楼大厦，体现的才是一种“发达”的智慧——也许这就是龙应台说的“心力”吧。

我们一直在追求超越，也许“有钱”上超越是其次，在“心力”上超越才是正道。否则超越真的会成为我们永远的“主题”。

a Concrete Road to the Dream

Health related， life entrusted.
The moment I step into the hallowed medical institution，I pledge solemnly-- I will volunteer myself to medicine with love for my motherland and loyalty to the people!

This is a selection from THE OATH OF A MEDICAL STUDENT, which our medical students are so familiar with. To some extent, it shows every one who came to WEST CHINA MEDICAL SCHOOL just were dreaming one dream: saving people’s life, maintain people’s health. but The question is how to fulfill this dream?

The other day, when my former schoolmate and I chatted about our future occupation, he told me: “doctors nowadays are cool-blooded. They are indifferent to the health of patients, instead, the money in the pockets of patients are their major concerns.”

Maybe his remark was somewhat extreme, but it made me face the fact: currently, the honesty and integrity of doctors had been questioned.

At present doctors they strive diligently for the perfection of technology, they treat their patients more like delicate machines rather than human beings, so all the their jobs are, of course, simply to diagnose the faults in the machines, and to repair them. However, the patients want more. They are longing for love and care, they are eager to be listened to, they desire consoles, encouragement, compassion and so on. Envidently, if we allow this situation keep going on, we have headed the wrong way to reach our dream!

Fortunately, the dream is still within our grasp. The motto of West China Medical School: “Scrupulousness, Diligence, Care, Service”, have guided us the right way! And I would also laike to remind you Bertrand Russell once said “ Three passions, simple but overwhelming strong, have govern my life: the longing for love,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and unbearable pity for the suffering of mankind." Perhaps he prompt that: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treat our patients in greater reverence and render them services in a humanistic way. “                

Specifically I suggest that we’d better enlarge our visions by studying humanistic sciences such as philosophy, aesthetics, Too boring? How about reading a novel, enjoying a piece of music, by the way, dancing is believed to be the traditional leisure activity of West China. I mean, you can choose your own way.

In one word, upgrade our quality of humanity is a concrete road to the our dream.

To conclude, 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Upgrading the humanity quality will be a life-long road  for us, provided that we cherish the MEDICAL STUDENT Oath as our everlasting dream.

Thank you!          

 This passage is a draft speech content for the speech contest in my college on 03.16.2007.